材料一∶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但在安史乱前乱后，诗坛的面貌是并不一样的。战乱以前，诗人们在其创作中都发散着强烈的浪漫气息。这或者表现为希企隐逸，爱好自然，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隐士；或者表现为追求功名，向往边塞，诗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侠士。这也反映了他们由于生活道路千差万别的曲折而形成的得意与失意、出世与入世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他们或成为高蹈的退守者，或成为热情的进取者，或者因时变化，两者兼之。前人所谓“盛唐气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富于浪漫气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维、常建等的许多作品都极为成功地描绘了幽静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宁谧的心境。这种诗使人脱离现实斗争，但对于热衷奔竞、趋炎附势者流，也具有清凉剂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则是不可替代的。但王维却在描摹自然、歌颂隐逸之外，还曾将其诗笔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领域。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进取精神和悲壮情怀。王维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进取者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之间，恰好是一座桥梁。

集中反映了盛唐时积极进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边塞诗。这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一时期，唐帝国由抵抗外来侵略逐步转为对外进行扩张的现实局势中产生的。在这类诗篇中诗人们塑造了边庭健儿的英雄形象。他们希望保卫祖国，建立功勋，却并不无原则地歌颂战争，往往还反对开边，在写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痛苦时，也同时控诉了战争对广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扰和破坏。

浪漫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不能不推李白。自从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后人又尊为诗仙，这就构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李白之所以伟大，就在他的人和诗具有他人所无的超现实性。事实上，没有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是超现实的，李白何能例外？开元、天宝时代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以包含的有希冀的痛苦或欢欣来摇荡心灵，酝酿歌吟，李白却既毫不掩盖他那为富贵利禄所吸引的颇为庸俗的一面，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接受，反过来却想征服现实的态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势力与庸俗风习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也许就是李白的独特性，和杜甫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和反映祖国、人民的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也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乱是我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界标，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活动于开元、天宝时代的重要诗人，大都死于乱后。在乱前，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社会表面的安定繁荣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适其适的浪漫生活，乱后就转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热烈高昂或优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数人，则乱前原就比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对潜在的严重危机已有预感。残酷的战争、苦难的环境使他们受到锻炼、教育，使他们在经历危机的同时也产生了希望，使他们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哀乐而高唱。杜甫，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他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在大局极端危急的情况之下也从来没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高妙艺术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将这种高贵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在我国诗坛上，杜诗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这就是后人尊之为诗圣，将其作品尊为诗史的理由。

安史乱前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乱后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双峰对峙，显示了盛唐之所以为盛。

（摘编自程千帆《唐诗鉴赏辞典·序言》）

材料二∶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生活繁荣发展的时代。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使得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然而我们如果以为诗歌是像照相机似的，在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时，乃是完全亦步亦趋，则也是不尽然的。诗歌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面貌，不免会稍迟于那个时代现实的发展。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这也就是盛唐时代的性格。它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李白出现在盛唐时代的高潮中，诗歌上主要的成就，在诗歌史上典型的形象，是他的“斗酒诗百篇”的那些豪迈的乐府篇章，追求理想乃是它的主要方面。李白的诗歌因此是盛唐气象的典型。

盛唐气象是一个时代的性格形象，是盛唐诗歌普遍的基调。然而这并不妨碍盛唐个别诗篇不同于这个气象或基调，也不妨碍盛唐之后的诗篇中偶然出现这个气象。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古砚

陆涛声

年已古稀的舒启正书台上新添了一方古砚，用木盒装着。古砚是长方形，古朴的橙色，上沿儿有刘、关、张三顾茅庐的半身浅浮雕，凹处嵌有墨垢，看上去有了年代。舒老并不爱好收藏，对名砚古砚也没有深入研究，不过能认出这块是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中唯一用土陶烧制的。

这是姚斌送的。

姚斌是一所高等职业学校的校长，爱好文学，写了一些生活随笔结集出版，请舒老作的序。舒老早就听说，姚斌善于接受新的教育理念，善于思考践行，对他早有几分欣赏，便乐意为他作序。送舒老古砚是表示谢意。

舒老早年曾做专业美术工作，三十多岁改行从事文学创作和艺术评论，在全国有些影响，业余时间还一直与书画做伴，书法也享誉一方，常有人求“墨宝”。早在二十年前当地有人出书就请他作序。十多年前他就听说，有些名家作序也有行情，得给润笔。舒老原本从事文学创作时，也长期做业余创作辅导工作，接受作序任务后，仍有辅导的习惯，总要认真看书稿，分析提炼，肯定长处，指出进一步提高的建议。舒老作序从不收润笔。也有人求他书法，他也没有要人酬谢的念头。不过，请他作序或写字的人也总会送点儿小物件、食品、茶叶、酒之类的礼物。他每回都拒收，然而对方大都坚持让他留下。

姚斌送这方古砚，是在请舒老吃饭时，说：“是别人送我的，我不写书法不画画，给您才能派上用场。”

舒老万事力求简朴，写字不讲究砚台档次，书台上用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文物商店买的歙砚，虽也属名砚，但只是普通级别。姚斌送这澄泥砚价值如何，他无法判断，推了几次推不掉，只好收下。吃饭时，舒老谈了些关于文学、书法的话题，姚斌边饮边听，似乎很佩服，激动地说：“我还有一块古砚，也是别人送的，上面雕着龙，是乾隆年间的，放在老家，我下次回去看老母亲时也取来送给您。”口气里显然有比澄泥砚还要珍贵的意思。

舒老忙说：“我哪用得了这么多砚台？千万不要。”

时隔不久，姚斌还是托人送来了。

这方砚台是不规则的圆形，灰黑色，沾满墨垢，上部雕刻着的深浮雕，其实并不是龙，而是麒麟，头似龙，纯写实造型，形很准；底部有一方雕刻的印章：“大清乾隆年制”，按颜色看，可能也是歙砚。舒老想，姚斌并不写毛笔字，人家送他只能是作为藏品的，可能是有孩子上学求他帮忙。舒老无意去探讨其中是非，又一次表示拒收。

代送者却拒绝带走：“我受姚校长之托，得忠他之事，求您别为难我。”

舒老无奈，任其留下。他专心于写作，没有兴趣弄清它的价值，随手把它放到博古架上。

时隔半年，好友俞季年来访。俞季年是雕刻大师，对古玩比舒老内行，看到博古架上的古砚，便搬到书台上仔细鉴赏，拿起小刀在砚台背面边沿刮了刮，说：“是假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假，连普通天然石头都不是，是石头碾成粉末拌胶水后用模子压成的，根本经不起墨磨。这麒麟也不是用刀雕刻的，是模具压出来的。”

舒老也用小刀刮看，果真是。不过他认为，姚斌并不知道是假的，绝不会故意来欺骗他，而是受了别人的骗。他反而为姚斌鸣不平：“该把真相告诉姚斌。”

俞季年却说：“他好意送你，既然你相信他不是有意弄假骗你，你一说穿，他脸往哪儿搁？”

舒老只好作罢。

过后，他还是感到有点儿委屈：不向姚斌说明，姚斌还认为我收了名贵的真古砚，岂不冤！承受还是洗清？这种纠结不时缠绕着他的心。

舒老早年辅导的许多学写作的学生中，有两个已经退休的，定期来看望他，陪他聊天。闲聊间，他提起假古砚的事。

一个学生说：“说明真相，姚校长脸上确实难堪。”

另一个说：“是的，他还会觉得亏了你，会想法用别的方式再补情，这就更复杂了。”

舒老只好再次打消说明的念头，假古砚的事从此沉入记忆深处。

又过了六年，舒老年近八十，所过生活正是世人所羡的安度晚年。人生到这一步，渐生彻悟，觉得财富确实是身外之物，存有的古董、名人书画、雕刻艺术品，或为人写字或给人作序人家送的，也许值些钱，可是还要钱做什么！也不应该留给儿孙任其靠变卖这些物件享受。

舒老决定逐一归还原主。

姚斌送的砚台，这回两方一并归还，其中一方澄泥砚是真的，就不再有因为是假的才归还的嫌疑，不会伤及对方面子，也不会再涉及补不补情。

姚斌也已经退休在家，住在市郊。

这天，舒老叫一个曾经的学生开车，把两方砚台送到姚斌家。他本想在门口递给姚斌后就马上离开，姚斌偏要他进家坐坐喝口茶。他一坐下，率真本性便占了上风，觉得假砚台的事还是该告诉姚斌，免得姚斌当珍宝再送别人，便脱口说了。

姚斌先是惊呆继而尴尬：“那老兄也真是，怎么用假砚来糊弄我？”

舒老顿时又后悔，连忙补救说：“我想，送你的人也不会故意骗你，可能也受了卖砚台的人骗。”他的分析又深了一层，也是为帮姚斌缓解窘迫。

姚斌愣了愣，似有所悟，感激地说：“真相在您老心里憋了这么多年，您背了这么久的包袱，反倒让我不安。幸好您今天终于告诉我真相，否则我还会无心地去糊弄别人。”

舒老想想也是，感觉轻松了，洒脱地说：“是呀，说明你我都需要真相，不要包袱。”

坐车回家的路上，舒老不由得回想，虽然有过几次想说明的冲动，但是别人认为不宜也就作罢，根子还是自己受“常理”的束缚，包袱背了这么多年，其实还是自己不敢放下；求真，还缺了点儿破茧而出的勇气！

孙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诗》、《书》及《孝经》、《论语》。十八，师董道季讲《易》。十九，师程玄读《礼经》及“春秋三传”。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太和初，郡举孝廉，对策于中书省。时中书监高闾因相谈荐，俄为中书博士，转皇宗博士。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立难于其前，闾命惠蔚与彪抗论，彪不能屈。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游处，每表疏论事，多参访焉。

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议告类之礼。及太师冯熙薨，惠蔚监其丧礼。上书，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

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及彪位至尚书，惠蔚仍太庙令。孝文曾从容言曰：“道固(李彪字道固)既登龙门，而惠蔚犹沉涓浍【注】，朕常以为负矣。”虽久滞小官，深体通塞，无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

二十二年，侍读东宫。先是，七庙以平文为太祖。孝文议定祖宗，以道武为太祖。祖宗虽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将祔神主于庙。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以为太祖虽改昭穆仍不应易乃立弹草欲按奏光光谓惠蔚曰：“此乃礼也，而执法欲见弹劾，思获助于硕学。”惠蔚曰：“此深得礼变。”寻为书以与光，赞明其事。光以惠蔚书呈宰辅，乃召惠蔚与峦庭议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助峦，而峦理终屈，弹事遂寝。

惠蔚既入东观，见典籍未周。及阅旧典，先无定目，新故杂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数十，无者旷年不写。或篇第剥落，始末沦残，或文坏字误，谬烂相属。卷目虽多，全定者少。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其省先无本者，广加推寻，搜求令足。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诏许之。卒于官，赠瀛州刺史，谥曰戴。

（选自《北史·列传第六十九》，有删改）

夜坐

韩偓^①

天似空江星似波，时时珠露滴圆荷。

平生踪迹慕真隐，此夕襟怀深自多。

格是^②厌厌饶酒病，终须的的学渔歌。

无名无位堪休去，犹拟朝衣换钓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