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节选，有删减）

寂寞之路

1938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经过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

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1938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至此方告结束。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大学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因此，他在给老舍的回信中问道：

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学运动的论争。1939年4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1942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节选自凌宇《沈从文传》）

【相关链接】寂寞不是坏事。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中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他的四十本小说，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读者，也是“在多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节选自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

手

萧 红

在我们的同学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来的几天，我们叫她“怪物"。下课以后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总是绕着她。关于她的手，也没有一个人去问过。

夜里她躲在厕所里边读书，天将明的时候，她就坐在楼梯口。只要有一点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过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树枝挂着白绒似的穗头，在宿舍的那边，长筒过道的尽头，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里了。

“谁呢？这地方多么凉！”因是星期日的早晨，全个学校出现在特有的安宁里。

还没走到她的旁边，我看到那摊在膝头上的书页被风翻动着。

“这是谁呢？礼拜日还这样用功！”正要唤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亚明，暧……醒醒吧……”我还没有直接招呼过她的名字，感到生涩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说话总是开始钝重地笑笑。

“华提……贼死，右……爱……”她还没找到书上的字就读起来，“华提……贼死，这英国话，真难……不像咱们中国字。右……爱……右……阿儿……”

说完一句话，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读起单字来。

她的眼睛完全爬满着红丝条；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样在争取她那不能满足的愿望。

在角落里，在只有一点灯光的地方我都看到过她，好像老鼠在啮嚼什么东西似的。

她的父亲第一次来看她的时候，说她胖了：“好好干吧！干下三年来，不成圣人吧，也总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第二次，她的父亲又来看他，她向她父亲要一双手套。

她的父亲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亚明的手更大更黑。

校长已说过她几次：“你的手，比你来的时候强得多，那时候，那简直是铁手……你的功课赶得上了吗？多用点功。”

“我的功课，校长还说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会留级的吗？”她讲话虽然仍和从前一样“喝喝”的，但她的手却开始畏缩起来，左手背在背后，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个小丘。

“不要紧，一门不能够留级。”我说。

“爹爹可是说啦！三年毕业，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给我学费……”

全宿舍的人都在厌烦她……同时在宿舍里边她开始用颜料染着袜子和上衣。

“衣裳旧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样。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当秋季制服穿……”

“姐姐定亲的那年，她的婆婆从乡下来住在我们家里，一看到姐姐她就说：‘唉呀！那杀人的手！’从这起，爹爹就说不许某个人专染红的、某个人专染蓝的。我的手是黑的，细看才带点紫色，那两个妹妹也都和我一样。”

“你的妹妹没有读书？”

“没有，我将来教她们，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读得好不好，读不好连妹妹都对不起…… 染一匹布多不过三毛钱…… 一个月能有几匹布来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钱，又不论大小，送来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钱，去掉颜料钱……那不是吗！我的学费……把他们在家吃咸盐的钱都给我拿来啦……我哪能不用心念书，我哪能？”她又去摸触那书本。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纹，我想她的眼泪比我的同情高贵得多。

还不到放寒假时，王亚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经束得很紧，立在墙根的地方。

并没有人和她去告别，也没有人和她说一声再见。她的父亲来了。停在楼梯口：“你落了榜吗？你……”冰溜在楼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没有，还没考试，校长告诉我，说我不用考啦，不能及格的……”

行李拖到楼梯口了，王亚明又去推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还给她的父亲。

王亚明的毡靴在楼梯上扑扑地拍着。父亲走在前面，变了颜色的手抓着行李的两角。

那被朝阳拖得苗长的影子，跳动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栅门。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迷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一九三六年三月 （节选自《呼兰河传》）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遗之。琼至，即拜议郎。三年，大旱。琼上疏顺帝曰：“广昔鲁僖遇旱，躬节俭，放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赍赏，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永兴元年，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梁冀被诛，大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邟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注】擅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永兴七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

（选自《后汉书·黄琼传》，有删改）

和黄山谷游云居作

苏轼

一行行到赵州关，怪底山头更有山。

一片楼台耸天上，数声钟鼓落人间。

瀑花飞雪侵僧眼，岩穴流光映佛颜。

欲与白云论心事，碧溪桥下水潺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