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张纸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头。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张小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11。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那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画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5050——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画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现在这对新婚夫妇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东西。一个女子的铅笔笔迹写的“修女”。什么修女？哦，那个穿着灰色长袍、有着亲切和蔼的面貌的人，她总是那么温柔地到来，不经过起居室，而直接从走廊进入卧室。她的名字下面是L医生。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佣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日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一切都模糊了，就像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已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小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重又度过了他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像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于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过。

蒙古马

申平

那匹蒙古马，是赵氏家族的荣耀。它，就葬在赵家的祖旁。每年赵家子孙烧香祭祖的时候，也要给它烧上一炷香，拜上几拜。

蒙古马的故事，在赵家人的口中已经讲了三代了。但是这年，他们却突然闭口不提了。村里人主动问起，他们也是支支吾吾。

这倒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了。人们一边重复着那耳熟能详的蒙古马的故事，一边开始四处打探消息。

有关蒙古马的故事，听过的人都说来劲儿。

原来赵家的爷爷，曾经是出类拔萃的木匠。在这方圆百里的地界，一提赵木匠，人人都竖起大拇指。起初，赵木匠靠着两只脚、一副担子行走四方。后来，他给蒙古族老乡打家具，人家没有现钱给他，就给了他一匹蒙古马顶工钱。从此，赵木匠外出就有了脚力。

蒙古马本身就是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的品种。赵木匠的这匹蒙古马，更谈不上威武雄壮。但有一点，毛是黑色的，四蹄是雪白的，正好应了“乌云踏雪”之说。

赵木匠就整天骑着他的“乌云踏雪”走村串户，翻山越岭。他和这匹蒙古马之间，渐渐结成了形影不离、生死与共的关系。

这一天，赵木匠又骑马外出了。就在他走后不久，村里来了几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人。他们找到村主任，让村里人都到打麦场集合，有马的都要牵上，原来是来和村里人赛马的。

赛马，庄稼人只听说过。再看他们牵来的马，一匹匹灰头土脑，都是些拉车犁田的料，哪上得了台面！日本人见了，一个个面带嘲笑。再看他们骑的东洋战马，一匹匹高大漂亮，往那儿一站，威风凛凛，吓得本地那些马老往后躲。日本人更猖狂了，通过翻译叫道：“中国的马，你们敢不敢应战？只要你们跟着跑，就算你们赢！”

满场的人大眼瞪小眼，没有一个敢应战。日本人就乘机轮流讲起日本民族如何优秀，你们支那人不但人不行，马也不行，必须接受我们统治的道理来。

要吃晌午饭的时候，赵木匠骑着“乌云踏雪”回来了。他远远看见村人都在打麦场上站着，就直接走过去看究竟。

这时候，翻译官又在叫喊：“几位太君的训话，都听清了吧？咱们就是人也孬种，马也孬种！我再问一遍，到底有敢应战的没有？”

日本人在马上哈哈大笑，就连他们的马也跟着刨地嘶鸣。

众人都低下头去。这时，只听赵木匠吼了一声：“你们别欺负人，我跟你们比！”

赵木匠喊着，双腿一夹，“乌云踏雪”冲了过去，和日本人那几匹高头大马站在了一起。这一比就更看出悬殊了，赵木匠不但马矮小，他还穿着旧棉袍，戴顶破毡帽，哪里像个比赛的？日本人看着他，一脸不屑，挥着手说：“你，先跑的干活！”

但是赵木匠竟然不肯。在商定好路线之后，铜锣一响，几匹马一起冲了出去。

谁都没有想到，赵木匠的“乌云踏雪”居然有如神助，像一道闪电，一眨眼就飞到了天边，再眨眼已经飞回来了，把那几匹东洋战马，甩得七零余落。“乌云踏雪”到了半天，那几匹马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村人拼命拍手叫好。那几个日本人纷纷滚鞍下马，上前给赵木匠鞠躬行礼，还给他的“乌云踏雪”行礼……

这个故事是真材实料的，也是荡气回肠的，可是赵家人为啥突然不说了呢？

消息灵通的人士终于寻到了真相：原来，赵木匠的亲孙子，一年前竟然不顾家人反对，跑到日本留学去了。赵家人认为这是有违祖训的“变节”行为，就觉得无颜再讲祖上的故事了。

哦，原来如此！村里人不由得更加佩服赵家的人。

可是几年后的一天，赵家突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说是那个留日的孙子回来了。众人就作怪道：“赵家唱的是哪一出啊？”

赵家孙子是坐着一种很奇怪的小车回来的。这车没有方向盘，只按电钮操控，也不用加油，走山路沟渠如履平地。车子进村拉上赵家的几个人，直奔赵家祖坟，一眨眼就上了山顶。

赵家孙子率先跳下车，到爷爷坟前磕了几个头，又祭拜了蒙古马，大声说：“爷爷，我回来看你了，我用从国外学的知识，研究设计出了一款最新型轿车，世界领先，国家已经准备投产了。爷爷，你知道这车要用什么品牌吗？您听好了，它的名字就叫蒙--古--马！”

山鸣谷应。

（有删改）

父亲的石头宫殿

宋词

回望我坐落在黄河口平原上的故乡，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那两间石头小屋。

那个当年温馨的小院子而今已荒凉；那排当年高大的土坯房而今已破败；那高高的房台，如今已被更高的路基覆盖；那婉蜒曲折的黄泥小路，现在已是柏油罩面，小车飞驰。

当然，院子东南角上，那两间石头垒就的小屋、这大平原上的奇怪建筑，也早已没了影踪。如今，那里是一片菜园子，枝叶茂盛，花木葱茏。

父亲对此毫无伤感，他曾慨然道:“本来就是牛棚嘛!”

当然，老牛也早已不在。父亲视之如命的老牛，与时光一起走入了记忆深处。

而那些石头，后来也送给村里的邻居们盖房用了。那是整整一卡车石头，当时花了父亲多年的积蓄。说起来惭愧，这本来还是预备给我娶媳妇的。在农村，家有男孩必要早做准备，置办下新房才有姑娘肯嫁。而在我们这大平原上，石头做基础的瓦房要比土坯房的档次高许多。所以，石头，就成了重要的资产储备。可是，新房一时半会儿盖不了，石头一直堆着也碍观瞻。后来又有算命先生说，石头太重，会压下孩子的前程。那时我正在读高中，这让母亲分外担心。父亲一辈子坚持马列不信鬼神，但在这个问题上也不禁动摇了。他说:“要不就垒个牛棚得了，也让牛享受享受。”

父亲心里，除了我就是牛。

父亲属牛，与共和国同龄，也像牛一样执拗刚烈不通融。而我属羊，我出生的时候，祖国这艘大船正在转舵。我的童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有了拖拉机，也有了白面馒头。而父亲那时候，牛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父亲把牛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农忙早晨喂麦糠，夏天晚上打蚊烟。让牛住个石头宫殿，在父亲心里不算啥。

说干就干，当时父亲不到四十岁，正是黄河口汉子最精壮的时候。他抱起一块又一块椅子大小的石头，把它们垒成石头墙，垒成石头房子。路过的乡亲们看到刚刚卸任的生产队长的惊人之举，都不禁停住了脚步。

父亲从十三岁务农，十六岁就干生产队长。那时候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父亲就和他的队员们一铁锨一抬筐地改天换地，深入黄河三角洲的腹地，在蒿草没人的百里荒原修水利、开荒田。领导看中了他的实在肯干，问他“吃公家饭咋样?”父亲闷着头吭哧半天，回说还是想回村里。“你不是说在哪里都是干革命嘛"!

领导被问住了，只好随他。

生产队改村委会了，父亲又回头继续当农民。他牵着心爱的黄牛，一垄一垄地流下辛勤的汗水，换来孩子们的衣食。孩子们的嬉笑打闹，他从不过问。“树大自直”，他说。收罢了秋，他也会把我扛到脖子上去看马戏。我一直记得那年的马戏，狗熊、魔术、杂技、奔驰的骏马，那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呀!忘记了是整整一上午还是一下午，我始终在攒动的人头上空看着。

父亲的石头宫殿落成的时候，很多人都跑来参观。逢到赶集，邻村人也都停下车子，指指点点。后来，它几乎成为了一个标志。人们说起来的时候，都说“在石头屋哪里哪里”。毕竟，这里是大平原嘛，方圆千里无山无石。

老牛住得倒很坦然。干活归来，它便急切地奔进石屋歇乏。我放牛回来，缰绳随意搭在牛背上，它也能穿过村街，经过院子，直接走进石屋里去。牛在这里生儿育女，步入晚年。我接父亲离开的时候，牛已经很老了。牙口也像父亲一样已经不行了。父亲把它送给了邻村的老光棍。那天是我陪他去的，父亲又给牛顺一遍身上的毛，嘴里哪哝着:“我属牛，你妈身体不好，这辈子也多亏了牛。”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给牛听。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看见牛眼里滚出了花生仁大小的泪珠。父亲走在前面，用手擦着眼睛。

父亲没有收老光棍的钱。我们选择给他，是觉得他无亲无伴，也许会给老牛一个善终。

石屋拆除的时候，我正在忙着装修城里的楼房，好把父亲接出来。石屋拆了，院子卖了，他最后的脐带断了，父亲成了一个普通的进城老人，开始变得多话，絮叨，惶恐，木讷，魂不守舍，现在越来越像一段呆木头。

在不合时宜的年代，父亲却曾发出过耀眼的光亮,像暗夜里的一道闪电，虽然在转瞬之间就消逝了。就如同那菜地上曾经耸立过的石头宫殿，仍然留存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当然，也仅仅是在记忆里。

大宛其的春天

夏立楠

几乎每周，我们都会去帕提受医生家一趟。年初的时候，我得了一种说不上来的病，不爱吃饭，面色萎黄，个子也不见长。帕提受医生是个维吾尔族老太太，不管啥时候见她，都盘着头发，爱笑，穿白大褂。

“给他开了点钙片，记得按时吃，还有，不要受凉，坚持敷盐巴。”“好的。”我爸接过药，谢过帕提受医生。我们又住回走，远处的山峦一直绵延到米吉克煤矿。我爸在米吉克煤矿干活，三班倒，逢白天不干活的时候，就会带我来看医生。我妈没工作，光招呼我就挺累，还要洗衣服做饭。我妈把脏衣服堆在小椅子上，往大盆里倒热水。我爸的衣服比我还脏，全是煤灰，丢进盆里后，水都染成了灰黑色。

仲夏的时候，米吉克煤矿变得漂亮些了，喀普斯朗河支流两岸的柳树绿菌菌的。帕提受医生就是在那个时候再次来到我家的，她穿着白大褂，挎着药箱，一到门口就问我的病情。我妈说，不是大病吧？帕提曼医生说，不算病，但是孩子要长身体，长期不爱吃饭，面黄肌瘦，那肯定不行。她还说她在大宛其牧场有个哥哥叫艾买提，在那里养奶牛，可以的话，我们去那边包片草场，单送牛奶也比干煤矿强，环境也不错，对我成长有益。听了帕提曼医生的话，我妈动心了，觉得可以离开米吉克煤矿了。

到达大宛其牧场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艾买提伯伯家住下。大宛其牧场的夏夜，似乎更凉爽些。风从门口的草场上吹来，院子里坐着两家人。在铺开的毯子上，我们吃着艾买提的阳刚子（妻子）端来的馕。她热情大方，一边招待我们，一边进屋做拉条子。

那些日子，我目睹了艾买提一家的日常。艾买提的阳刚子能干，白天喂牛，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挤奶，新鲜的牛奶装进瓶子里，艾买提把瓶子提上驴车，天不亮就赶着驴车把奶送到集市。

在艾买提伯伯的帮助下，爸爸建好了木屋。木屋建好的那天，阳光特别明媚。买两头牛吧，艾买提说。我爸说，好呢，不过不懂识别牛的好坏啊。艾买提说，“改天我带你去巴扎上选选。”我爸没说话，他点燃一支烟，边抽烟边望着远方。我知道，我爸是手头紧，没买牛的钱。艾买提看出我爸的难处，说：“既然到了这里就是我的客人，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帮着先垫付，等你赚了钱，再还我也不迟。”我爸说，那怎么行。艾买提说，“怎么不行，我说行就行。”

艾买提赶着驴车，我和我爸坐在车上，艾买提带我们去大宛其的巴扎上看牛。风景很美，路两边的白杨树绿油油的，叶片在风中摇曳，泛着光，星星点点。我爸跟着艾实提在牛马市场上转，寻来寻去，相中了两头奶牛。

雨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多起来的，大宛其牧场的夏天，越发显得葱郁。我爸的一头奶牛产奶了，那些天，我妈起得早，天不亮就打开牛舍的灯，蹲在奶牛旁边挤奶，挤好的奶装在铁桶里，我爸用盖子盖好，提出去，绑在自行车的一例。这样的一个早晨，我爸会骑着车穿梭在路上，他得把新鲜的牛奶送到周边的集镇，那里有客户订奶。我则在周边的草场上闲逛，拎着一根木棍当剑使，把草场上的草木当成敌人，幻想着自己是个白衣剑客。此时的大宛其牧杨，草长莺飞，苜蓿地里开满蒲公英与鸢尾花，沟渠里湍湍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溪水。

不久，我爸要去库尔勒照顾生病的大伯，我妈想自己送奶，便推出自行车来学。从外面干活回来的艾买提说，车不用学了，他帮我们送。我妈说，那怎么好意思。艾买提说，没啥不好意思的，互相帮助。就这样，艾买提成了我们家的送奶工。为了表示对艾买提家的感谢，在艾买提的阳刚子赶着牛去柳树林放的时候，我妈就会帮她洗衣服。

秋天就来了。仿佛一夜之间，整个牧场都变了样，河流同往常一样，静谧地横亘在眼前，如同蓝丝带般。柳树林不再葱郁，绿黄相间，仿若油画。随着天气的转变，气温越来越低，奶牛的产奶量也降了下来。我爸开始为整个冬天的收入发愁。我爸说，艾买提，这牛产奶量低，有啥法子改善？艾买提说，要想催奶，倒是有法子，给你的奶牛喂些海带，多加盐，不过牛和人一样，也有休养的时候，你们汉族的中医里不是讲“秋收冬藏”嘛，冬天万物休养生息，奶牛也需要储备营养，不然来年怎么产奶？我爸点燃一支烟，笑了笑，说受教了，你懂得真多。

艾买提的阳刚子说，奶牛的奶都让你巴郎子（小男孩）喝了，看吧，他来这里长了不少。被她这么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确实比以前高了。我妈说，是你们的奶养人，艾买提说，大宛其牧场的水土好。我爸说，也感谢帕提曼医生，很久没见到她了，啥时候回趟米吉克。

好景不长，没等我爸带我回米吉克，大宛其牧场就出了事。那天夜里，我们已经睡下了，初冬的大宛其牧场还是有些冷，雪早早就落了下来。牧羊犬在夜里吠叫，北风肆虐地刮着，屋前屋后有东西垮掉。

“快开门啊！”我爸开了门，风使劲往屋子里灌。艾买提手里的电简不怎么亮，他急忙把门关上，用后背抵住。“这风太大了，牛不见了。”“啊，牛怎么不见了？。”我爸一边穿衣服，一边说着。“牛舍让风给吹塌了，牛不知道去哪里了，都怪我，早知道应该把砍来的木棒堆在牛舍上。”“说这些也没用啊，我们现在出去找吧。”我爸穿好鞋，披上衣服，急急忙忙在屋里找电筒。

外面的风还在呼呼地吹，狗声不见了，或许是跟着他们去找牛了吧。雪似乎越下越大，早上天露出曙光时，我急忙推开门，艾买提的阳刚子已经穿上马靴，喊我妈和她去找牛，去找我爸他们，让我在屋里等着，哪儿也不许去。

旷野里白茫茫一片，阳光微弱，风似乎没有要停的意思。雪越下越大，越飘越多，我看见她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里，足迹渐渐被新雪覆盖。我在心里祈祷，希望他们能找到牛，希望他们能平安回来。我还没有见过大宛其牧场的春天呢，艾买提不是说，春天的时候，这里比秋天还美丽嘛，会开很多花，会有很多蜜蜂，它们嗡嗡嗡的，萦绕不断。

（有删改）

蒙 面 人

罗伟章

那年我在北京写剧本，住在右安门一个老旧的居民区里。我租的那套房，大约40平方米，除客厅、厨房和卫生间外，还分出了两间卧室。久不住人，墙上挂着空空的蛛网，地板泛着陈年的油光。每月要1 000元。作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北漂族”，这无异于泰山压顶。我写出告示邀合租者，并写明自己从事的“编剧”职业，倒不是别的意思，只是想表明我走的是正道，多多少少还有些教养，让人放心。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人打电话来。听声音是一个小伙子，口气异常谦恭。

我把地址告诉了他，让他过来看看。

没多久他就来了。果真是个小伙子，中等身材，高眉骨，小眼睛。他来之前，我怕他看不上，还特意打扫了屋子。谁知他根本就不关心房子的事，而是进到我的卧室，很有兴趣地盯住电脑。电脑的显示屏上，是我正创作的剧本《重拳出击》。

他说江哥，你真是编剧呀？我点了点头，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合租。

愿意啊，不愿意我就不过来了。

为留住他，我说，小李（他叫李强），租这套房是l 000元，我可以把我跟房主签的合同拿给你看，你来后，我们平摊，一人500，卧室由你挑，我往的那间比较透风，要是你想住，我就搬到另一间去。

他的小眼睛不停地眨：江哥看你说的！你烟抽得那么厉害，本来就该住在透风的屋子里。你忙你的剧本去，我回去收拾，一会儿就过来。

第二天，他就搬过来了。带来的东西非常简单，一个书包就装下了。当天晚上，他就跟我商量：江哥，以后我们自己做饭吧。这建议当然好，自己做饭不仅省钱，还吃得舒坦，可我是最怕麻烦的人，何况这里不像我家乡那样通天然气，都是烧煤气罐，那家伙我看着就头大，而且烧不了多久，一罐气就完了，又得去换，我觉得自己根本就扛不动；打电话让别人送上门吧，送一罐得多付5块钱。

李强说，你别担心，换煤气的事由我来，我有的是力气；只要我不外出，饭也由我烧，江哥你是写剧本的，你就安安心心写——你那剧本还要多久写完？

把初稿拉出来，再修改，需要两个月左右吧。

两个月呀……他说，好的，就按我说的来，行不？

行当然是行的，就是把你亏待了。

自此，我们各出一点钱，都交到他手上，他去买米买菜。每次买了东西回来，他都利用吃饭时间一五一十地给我报账。只是让他一个人干活到底不像话，烧饭时，哪怕我正写得起劲，也起身去帮忙择择菜什么的。每当这时候，他都把我拦开，说江哥你别过意不去，我们能合租一套房，就是几百年才修来的缘分。我从来也没想过，在异地他乡，竟然碰上这样一位好兄弟。

他外出的时候不太多，但要出去就是整天不归。每次回来，他虽然带着笑脸，但眉眼里的疲惫和沮丧显而易见。有天深夜，我听到他开门进屋，一边热我留给他的饭菜，一边轻轻地哼歌：为了超越平凡的生活，注定暂时漂泊。

这两句歌词，唱到我骨子里去了，唱得我差点掉泪。我走出卧室，想好好跟他说说话。以前认他是兄弟，只是生活上的感觉，现在他走入了我的内心。

那两句歌词，他不是随便唱的，而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

饭菜已热好，他正狼吞虎咽。见我出来，他说，你还吃点不？我说不了。你是不是一整天没吃饭？他停止咀嚼，不回我的话，只说，我出去找活做，又没找到。他身上很脏，布满灰土。

你……找什么工作？

演员，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当演员！他露出羞涩的微笑，眼神却很坚定。

原来是这样。

我来北京已经5年了，他接着说，当了几回群众演员，播放的时候连我的影子也瞧不见。有一次终于有了我的镜头，还是个特写，可是……那回我演的是个蒙面人。

说到这里，他很愧疚地望着我：江哥，我来跟你住，就是希望能在你的剧里演个角色，你不会……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我说不会的，怎么可能呢。

我心里很酸。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他犹疑地说，你剧本里有水戏吗？我在黄河边长大，扳舵使桡搏浪击水，都是一把好手。如果我演水戏，肯定演得像模像样！

我说，有啊，有，只不过是长江不是黄河，可那不都一样嘛！我本来只准备写三场水戏，干脆再多加几场。到时候，我一定把你推荐给导演。

他眼睛一红：江哥，我真想喝酒。

别喝了，你也累了，该休息了。看你这样子，是从建筑工地上下来的吧？

他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说平时无以为生，就去工地上挣点饭钱。

他洗碗的时候，我回到了卧室。坐在电脑前，我心里格外沉重。为让他高兴，我说了大话。他哪里知道，此前我写过6个剧本，都无一被人看中。我跟他一样，都是芸芸众生里的“蒙面人”。

然而，我却把本子拉到开头，认认真真地加入此前根本就没有的水戏。

红薯飘香

金意峰

那是一个荒年。百亩良田颗粒无收，蛇鼠虫豸四散逃逸，村民挖空心思构筑自家的粮仓，连平时最关心的游行批斗活动也偃旗息鼓了。

县里别村的农民兄弟雪中送炭，运来了满满几卡车红薯。我和大哥把一筐红薯抬回家时，三弟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奇怪的是，没有白米吃，我们三兄弟吃红薯照样吃得兴高采烈。那年大哥十四岁，我十岁，三弟八岁，我们边吃边比赛放屁。看谁放的屁响。浓酽的“红薯屁”在屋子里飘荡时，我们忍不住接二连三地打出几个幸福的饱嗝。

但是有一天爹把我们叫到柴房，手一指。我们傻眼了，筐里的五十斤红薯少了四分之一。可以预见的是，照这样的速度，接下去少的将不是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爹阴沉着脸咳嗽一声，几个根，往后的日子长着呢，咱得悠着点。

我们家有三个根。大哥叫木根，我叫水根，三弟叫土根。三个根咬着嘴皮子，不吭声。

红薯快吃完的那几天，爹和娘离开了家，据说是去江苏老舅家借粮。

他俩一走，三个根就放了羊。我们手里攥着弹弓，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开始惦记天上的鸟。很快我们在隔壁杜家院子里的槐树上发现了一只竹筐。这只竹筐像一只硕大的鸟笼一样挂在一根粗大的枝丫上。

杜家的成分一直很可疑，听说是富农，因此尽管还未等到挨斗，这家人平时已像惊弓之鸟，很少抛头露面。此刻，看到杜家门扉紧闭，三个根轻巧地翻过了矮墙。

大哥让我们等在树下，他上去。大哥贼头贼脑地把筐里的东西往口袋里塞，又飞快地溜下树。回去，快，别让三朵花看见。

三朵花就是杜家的三个丫头：梅花兰花菊花。三朵花长得虽细瘦，但每一个都伶牙俐齿，三个根不是她们的对手。

到家后大哥把东西掏出来，是红薯。原来挂在槐树上的筐里面装的是红薯。大哥说还有好多呢，不敢再拿了，那可是人家的口粮啊。这是不是偷？我问。有什么办法，总不能饿肚子。大哥说。

第二次是我上的树。三弟年纪小，不让他上。

我们偷红薯竟然偷出了瘾。只要肚子一饿，我们就会又痛苦又甜蜜地把目光转向那只挂在杜家槐树上的竹筐。奇怪的是我们下手的机会竟然很多。

不过有一天大哥发现了问题。他有点疑惑。他说，我们这样偷来偷去，那筐里的红薯怎么会一点都没减少？他说，上星期我数过的，一共十二只，今天我又数了一遍，居然还是十二只。他说，一定是杜老六每天都往筐里添红薯，杜老六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老糊涂了？竟然不知道有人在偷他家的红薯。

不知为什么，我们开始窥视杜老六一家的日常生活。马上我们发现他们在院子里走动、说话、看书、扫地、晒被子……和别人没什么两样。

倒是我们三个根有时会遭遇尴尬。那多半是在路上与杜老六相遇。尽管杜老六总是客气地笑笑，我们仍然感到惴惴不安。如果身边闲人不多，我们就会心虚地喊他一声：六叔。

时光飞逝。大哥后来做了村里的村主任。三弟去西北大学读书。我也在度过了三年军营生活之后，光荣复员了。记得我回村第一个闪过的念头竟然是去看看杜家的那棵老槐树。或许是因为老槐树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突然迫切地希望自己与杜家的人面对面地站在一起。

回村那天，大哥已到村委会上班去了。杜老六发现了我，汗涔涔的脸上笑吟吟的。你是李家的水根吧，几年不见，长壮实啦。我说，六叔，你的身体也不错，跟从前一样结实。杜老六笑了，老了，终归是老了点，梅花兰花菊花都嫁人了，还能不老？

我开始用眼睛瞄那棵槐树。槐树上还挂着那只竹筐，像当年那样轻轻地晃荡。我有点激动。六叔，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实在太不懂事了，三天两头偷您挂在树上的红薯……

杜老六眨了眨眼，嘿嘿地笑。他说，你以为你们三兄弟做的事躲得过我的眼睛？我早知道了。话说回来，那时候穷，加上自然灾害，大伙儿都过得不容易，我和三个闺女胃细，也吃不了那么多的红薯，又不敢送过来，怕扫了你们的面子……

我的眼睛忽然湿润了。

(有删改)

橄榄油坛子

[意大利]皮兰德娄

唐·罗洛在首阳山的农庄的山坡上种了好大一圈油橄榄树。他预计地窖里的那五只旧的彩陶坛子盛不下新榨的油，因此及时地预订了第六只容量更大的坛子。人们为他造了一只齐人胸高的坛子，肚子威风凛凛地挺起来，好像是其他五只的统领。

已经开始打橄榄两天了。唐·罗洛烦躁不安，因为农庄里既有打橄榄的农民，又有往山坡上准备种下一季蚕豆的地里送堆肥的赶骡人。他苦于没有分身术，不知先监督谁好。最后，他破口大骂，要他们都别想偷懒。他戴着白帽子，挽起衣袖，挺着胸膛，涨红着脸，大汗淋漓，东奔西走，转动着一双狼似的眼睛，生气地搓自己刮过的脸颊，浓重的胡子像是剃刀刚过就钻了出来。

现在到了第三天收工的时候，三位打橄榄的农民走进磨房放木梯和棍子，看见那只漂亮的新坛子开裂成两半，好像有人在坛子的大肚子上拦腰砍了一刀，眼前的裂缝十分刺眼。

当唐·罗洛走上山来，看见裂缝时，简直要发疯了。他把帽子摔到地上，打自己耳光，跺脚，像哭死去的亲人那样悲声号叫：

“新坛子呀！四个银币的坛子！还没有用过呀！”

农民们劝他冷静一些，能干的修补匠会把它修好，像新的一样。正好有一位迪马·里卡西大叔，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胶水，牢牢地保守着胶水的秘密：用这种胶水粘好之后，斧头也砍不开。

第二天，迪马·里卡西大叔背着一筐工具准时来到首阳山。

他是一个跛腿老人。关节粗大畸形，活像一段古老的阿拉伯油橄榄树桩。傲气，或者说是悲哀扎根在他那变形的身躯里了。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和欣赏他这个未被正式承认的发明家的功劳。迪马·里卡西大叔要让事实说话。他左顾右盼，生怕别人窃取他的秘密。

“让我看看那种胶水。”唐·罗洛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他好一阵之后才说出这第一句话。迪马大叔严正地摇头拒绝。

“补的时候看吧。”

“能补好吗？”

迪马大叔郑重其事地检查已经搬到打谷场上的坛子。他说：

“能修好。”

“可是光用胶水，”唐·罗洛开始讲条件，“我不放心。我还要求用钉子补。”

“那我走了！”迪马大叔二话不说，站起身，背起筐。

唐·罗洛拉住他的一只胳臂。

“去哪儿呀？就这么谈生意吗？那么长的裂缝，只用胶水吗？需要钉子。胶水和钉子。我做主。”

迪马大叔胀满一肚子的怒气和怨气，开始干活。他用钻头沿着裂缝的边沿打眼，以便用铁丝穿过洞眼把坛子缝合起来，接着他用手指把胶水沿裂缝把裂开的边上涂了一圈；他拿起钳子和准备好的碎铁丝，钻进坛子敞开的肚子里，吩咐农民把坛子的裂缝对齐。

他一边干活一边抱怨自己命苦。

“现在你帮我出来吧。”最后迪马大叔说道。可是这只坛子的腹部虽然很宽，颈口却很窄。迪马大叔盛怒之下没有注意这一点。现在，他试了又试，还是爬不出来。那个农民站在那里笑弯了腰。他被囚禁在由他自己修补好的坛子里了，为了让他出来，就得重新砸破坛子，并且永远无法修补了。

唐·罗洛在嬉笑声和叫喊声中赶来。

“这只坛子新的时候，我花了四个银币买来的。你认为它现在值多少钱？”唐·罗洛问。

迪马大叔说：“从前价值的三分之一。”

“那好，”唐·罗洛说，“依你的话，你给我一又三分之一个银币。”

“什么？”迪马大叔问道，好像没有听懂。

“我打破坛子让你出来，”唐·罗洛回答，“你呢，赔给我你估计的那个数目。”

“我，付钱？”迪马大叔取笑道，“阁下您开玩笑呀！我准备在这里面变成虫子。”

而且，他费了些劲儿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镶嵌的小烟斗，点燃后抽起来，把烟雾从坛子的颈口里驱赶出来。

唐·罗洛气愤得冲动起来，抬起脚就要踢坛子，但是他缩回了脚，而是用双手抱住坛子，使劲提动它。

“您看多好的胶水！”迪马大叔对他说。

“该死的东西！”唐·罗洛怒吼起来，“谁干的坏事，是我还是你？我应当赔钱吗？你就饿死在里面吧！看谁胜谁负！”

他走了，迪马大叔却想到用工钱同农民们一起欢度这个夜晚。一个农民去附近的小酒店里去买酒。好像是特意安排好的，天上有一轮明月，照得大地如同白昼一般。

已经去睡觉的唐·罗洛，突然被乱哄哄的喧闹声吵醒。他从农舍的一个阳台上探出头来，看见谷场上，月光下有许多魔鬼：原来是喝醉了的农民手拉着手，围着坛子跳舞呢。迪马大叔在里面扯着嗓子唱歌。

唐·罗洛这次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冲过去，把坛子推得沿山坡滚了下去。坛子在醉汉们的笑声中往下滚动，撞在一棵橄榄树上，碎裂开来。

迪马大叔获胜了。

（有删改）

医者

周国华

读高二那年，我妈病了，痛得满床打滚。我背着她到赤脚医生那里。医生为她打了针止痛剂，手一摊：“怕是大病，赶紧送县医院。”

我借了辆三轮车，把我妈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后，把我叫到一边：“你妈得的是癌症，晚期了，花再多钱也没用，你自己决定吧。”

癌症？我眼前一阵发黑。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来，我妈就靠种那点承包田供我上学，如今……

不能这么放弃！我刚想办住院手续，我妈含笑进来说：“医生，给我开点药吧，止疼的就行，我命硬，能挺过去。”

拗了半天，我还是按我妈的意思做了。我知道，我妈一旦决定了的事，没人能改过来。回家的路上，我拼命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兜里只有三百块钱，那是全家仅剩的那么一点点。

或许天不绝人，我去村里小店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有人说，邻乡有个老中医挺神的，治好过一些大医院都没法治的怪病。我立马找了过去。

老中医家里坐着很多病人，得什么病的都有。老中医话不多，而且声音很轻，只是在搭脉后简单地问上几句，就摇头晃脑开起了方子，完了，又叮嘱几句，也看不出有啥高明之处。最后一个轮到我，老中医瞅了我一眼：“病人呢？”

我拿出医院的诊断书，讲了我妈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说来得急，我妈也下不了地，先来问问。说到最后，我的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老中医瞪了我一眼：“这么大了还哭，没出息。走，带我去看看。”

老中医给我妈搭完脉，捋着花白的山羊胡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垂手，惶惑地盯着他。老中医让我把三轮车上那个蛇皮袋子拿进来。一打开，里面全是草药。老中医告诉我把这几把药分均匀，半年服完，应该就可以了，不行的话，再去找他。

我连连点头，掏出三百块钱：“只有这些了，别嫌少。”

老中医没接钱，双手把玩着桌上的青花瓷瓶，左看右看，还不住地点头：“不用了，你留着做学费吧，这个东西卖给我吧。”

我妈连忙摇手：“不，这是我的嫁妆，几块钱买来的，乡下人没闲心插花，我常说，还不如碗勺来得实用呢。”

老中医晃头捻须，说：“实用不实用我不管，家里有一个，正好配个对。”

送走老中医，我和我妈还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这种好事，诊费、药费没付不说，还白白拿了一千块钱！

半年后，我陪着我妈去了医院，诊断结果让我欣喜若狂，我妈竟痊愈了！

我拿着锦旗去谢老中医，老中医一笑：“有钱了，就把瓶子赎回去，价钱嘛，翻倍。”我点头。

我如愿考上了医学院。用那些钱，我撑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我勤工俭学，再没用过家里一分钱。毕业后，我凭着优异的成绩，被省城一家大医院聘用。我接我妈进城，贷款买房，娶妻生子，进修深造……

二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观看《鉴宝》节目，里面一个青花瓷瓶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个瓶子，看上去跟我家的一模一样。专家几百万的估价让我又吃惊又愤怒，原来老中医早就知道瓶子的价值。我想起了老中医眯着眼的神情，哼，狡诈，虚伪！

我憋着满肚子怨气去找老中医。老中医已去世，他儿子接过我的字条，一笑：“家父说你会成为医生，果然没错。”

我突然想起，那天我对老中医说，我想放弃学业，赚钱养活我妈。我有点发蒙，是不是自己太小人了？

里屋的橱柜上，摆放着两个青花瓷瓶，花纹一样，成色迥异。老中医的儿子取过那个釉色发暗的瓶子：“民国的，不过也值几千块钱。”

我脸红了。瓶子的内壁上，依稀还能看到我儿时调皮的涂鸦，是我家的那个！我疑惑地望着另一个青翠欲滴的花瓶。

“这个是我祖上为一官宦人家诊病时，那家主人给的。”

我掏出一万块钱，老中医的儿子执意只收下两千：“家父嘱咐，不敢有违。”

对着老中医的遗像，我郑重地磕了三个头。泪眼婆娑中，我又看到了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温馨，深邃。

一块匾额悬在墙上，上面的两个字熠熠生辉——“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