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不少文学佳作书写了传统节日，老舍《四世同堂》写中秋，沈从文《边城》写端午等，这些作品多半是将节日作为人物活动的时空，情节在其中推进，人物性格在此得到展现。由于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传统节日不可幸免地遭到销蚀，幸好有这些文学作品，把旧日过节的活动方式和所涉及的事物，细致而又充满趣味地保存在文字世界里。

(摘编自毕光明《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一篇文章的优劣，取决于能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倘若文风浮夸自大，标题一惊一乍，事实似是而非，这不仅唐突了读者，也丧失了传播价值，污染了舆论生态。

最近在网上，“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文章，总能赚取不少莫名点击。然而，纵观这些所谓“爆款”文章，其实却了无新意，一味夸大，文风堪忧。比如，有的任意拔高、以偏概全，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自我安慰、贻人口实，鼓吹《别怕，我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有的内容一厢情愿、断章取义，将国外的只言片语，放大成“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经济体”等声音。

这些“雄文”的共性，一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量，徒有浮躁外壳，经不起一点风吹日晒。要知道，文章不会因为浮夸而增色，国家也不会因为自大而变强。挑动极端情绪、肆意传播偏见，容易造成公众走进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的狂妄误区，导致社会陷入信息碎片化、思维程序化的认知闭环。

新闻学有一种观点认为，“最好的编辑一定是个营销专家”。而某些媒体，其浮夸自大的文风，无异于“吸睛涨粉”的气球，一触即破。这类文章的始作俑者，把标题当作一枚带着诱饵的鱼钩，诸如“全球首款”“世界第一”的标题党，给标题大加“刺激”的猛料，以博人眼球，吊人胃口。然而，新闻不是爽文。如果只讲管销不讲营养，只要眼球不讲责任，即使一时流量爆棚，也是在误导大众。

有网友感慨，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新闻越来越多，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的确，浮夸自大的文风套路，看似抄了“10万+”的近路，实则误入新闻生产的歧路。据统计，去年新媒体运营行业人数超过300万，各类机构对内容创业者的投资金额超过50亿元，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然而，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媒体要想创作自如，就更需恪守自律。倘若毫无底线蹭热点，肆无忌惮造噱头，结果只能是漫出道德水位，偏离法治轨道，消解媒体公信力。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人疑惑，是文章不会写了吗？并不是。还记得，南海仲裁闹剧群情激愤，“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新闻作品却产生共鸣。针锋相对却有礼有节，气贯长虹而又言之有物，这样的文风文气，怎能不引发舆论场同声同气？全媒体时代，真实客观理性的新闻准绳没有变，新鲜有趣优质的价值取向没有变，平实求实务实的文风导向也没有变。只有创作者自律自觉，将文风与世风勾连，给流量和情绪松绑，方能写出真正从容自信的作品。

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新闻讲事实，讲真相，讲正道，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那些热表于耍噱头、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路数可以休矣。

石羚在《表达当守正，修辞立其谈》中写道；曾经，读者反感“裹脚布”式的八股文章和“板着脸说话”的态度。现在，一些网络媒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的热衷故弄玄虚，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沉迷卖萌八卦，失于轻佻……种种不良文风，需要引起警惕。归根结底，“修辞立其诚”，内容真实、情感真切、态度真诚，才是不可移易的竞争力。

（节选自林峰《文章不会写了吗？》，有删改）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5日)

长期以来受“欧洲中心论”与“以西释中”影响，我国美学研究对中华民族的审美理论缺乏必要的自信，常常以“审美智慧”称之，没有足够勇气将其称为中国的美学理论。其实，审美是一种生活样式，是一种艺术的生存方式。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引以自傲的民族艺术。因此，中国拥有本民族美学的观念，这种美学就是“生生美学”。

“生生美学”的“生生”即“生命的创生”，是我国古代哲思与艺术的核心所在。长期以来，许多哲学界与美学界的前辈学者就“生生”作了自己的探索。我国哲学家方东美将中国哲学精神概括为“生生”即“生命的创生”，而一切艺术均来源于体贴生命的伟大。这种阐释形成“生生美学”的雏形。此外，宗白华、刘纲纪等诸多学者还论述过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美学”特征。“生生美学”是一种中华民族自己的美学形态，独具特色与魅力。而且，体现这种“生生美学”的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琴艺与民间艺术至今仍具有无穷生命力，它们就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因此这种“生生美学”也是鲜活的。

“生生美学”是一种“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过去，我们没有勇气说“天人相和”是中国的生态美学，只说是生态审美智慧。但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天人合一”文化形态，决定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观在中国具有原生性特点。这种原生性的生态文化，曾经极大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学者生态观的形成。“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不仅仅是一般的生态智慧，而且是具有原生性并活在当代的生态理论。“天人相和”所构成的人与自然亲和的“中和之美”，与古希腊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是不同的。所谓“天人相和”具有明显的“生命创生”的内涵，天地相交、风调雨顺、万物生长就是一种美的形态。这种生态之美仍然存在于我国诸多民间艺术之中，例如年画“瑞雪兆丰年”与“大丰收”等。

“生生美学”是一种“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这种生命之美包含万物化生、宇宙变化等极为丰富的内涵，而且体现出“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存”的理念，是一种古典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平等论。特别可贵的是，《周易》揭示了包括艺术创造在内的万事万物生长演化的规律，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不仅是万物生长之道，而且是艺术创造之道。中国艺术大都是虚实相生的生命艺术，形成特有的艺术生命体。阴阳之道还概括了艺术创造特有的规律，即凭借阴阳虚实的对比产生一种艺术生命力。例如，国画就是通过白与黑、浓与淡的对比形成一种艺术生命力。像齐白石的虾图，以其“为百鸟传神，为万虫写照”的精神，仅寥寥几笔，以大片的空白将几只小虾在水中活泼泼的生命力表现无遗。

“生生美学”化育中国人的生活，蕴含在无数民间艺术之中，寄托着我们无尽的情思，需要我们好好体悟。

（摘编自曾繁仁《生生美学具有无穷生命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万军杰　乐三

一个庞大繁杂社会的良性有序运转依赖于每一个体的自觉有为担当，即个体能够在正确的位置上为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这样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展示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每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必须清醒认识自身角色定位，担负起国际大家庭一员应尽的责任义务，携手凝聚世界战“疫”的最大合力，打好打赢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全民战“疫”筑牢“疫”控防线的同时，主动援助全球抗“疫”凸显关键角色和大国担当。

认清形势，彰显担当，中国始终是及时高效作为的防“疫”者、战“疫”者、治“疫”者。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有的国家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鲜少作为，有的国家不信科学、背离理性、消极抗“疫”，有的国家困于经济、囿于医疗、难于治“疫”，有的国家急于“甩锅”、精于算计、疏于防“疫”，这些都无助于抵抗和消弭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新冠病毒肆虐表面看来是对个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侵损，深层而言其实是对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殊考验，能不能顺利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将直接决定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威望和支持度。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任自流、敷衍塞责，从来没有忙于“甩锅”、背离群众，而是根据疫情变化顺势蜕变为富有前瞻性的防“疫”者、有勇气担当的战“疫”者、有积极作为的治“疫”者。以数月抗“疫”实践及成果来看，中国高效发挥了防“疫”者、战“疫”者、治“疫”者的建设性作用，不仅成功击溃了新冠病毒的肆意侵扰，也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始终以负责任、勇担当、敢作为的良好形象积极战“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摒弃偏见，守望相助，中国始终是世界各国抗“疫”的支持者、援助者、传经者。在新冠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国际社会亟须联手战“疫”的紧要关头，少数西方政客和部分不良媒体罔顾中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处心积虑地趁势散布两种不合时宜的论调。一种是带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色彩，妄图把疫情政治化，借以污名化、抹黑中国的歧视言论；另一种则是颠倒黑白、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的荒谬言论，中国政府用救援他国的实际行动予以有力回击。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公开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世卫组织捐赠全球抗“疫”资金，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新冠疫情防控专家视频会议，为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防“疫”物资和医疗技术援助……戴着有色眼镜的傲慢与偏见不会改变中国团结友善的精神底蕴，不会改变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底气，不会改变中国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英雄底色，中国始终是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援助者、“传经送宝”者。

着眼大局，加强团结，中国始终是全球携手战“疫”的倡导者、践行者、贡献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让世界人民深刻认识到，病毒无情，每个国家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抗击疫情不只是一国政府或一国人民的责任，也不能只依赖于一国政府或一国人民孤独应战。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习近平主席发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的倡议，呼吁各国携手抗击疫情。中国是全球战“疫”倡议的支持者、世界防“疫”网络构建的践行者、抗“疫”科研攻关的贡献者，与各国筑起最严密的全球联防联控网络。4月2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决议，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参加了共同提议，表达了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疫情的共识和决心。新冠疫情严重挑战之下，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成为国际社会战“疫”的最强音。虽然私心作祟的部分西方政客罔顾世界共同利益和人民福祉不时破坏国际社会联手战“疫”的大好局面，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与中国一道，集各方之力，汇各方之智，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建立应急联络机制，增进互信互助，开展联防联控的携手战“疫”行动。

疫情不分国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人类命运面临严峻挑战的紧急时刻，中国自觉担负好全球抗“疫”大局赋予的关键角色，无怨无悔无问西东：逆行援助、医疗驰援、经验分享、人文关怀、无私奉献……一切的一切只源于中国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希望人类摆脱疫病阴霾的初心。全球战“疫”日渐吃紧的当下，合则生利，断则必损，国际社会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勒力同心、共克时艰。新冠病毒肆虐之下，全球卫生治理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一方面毫不放松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另一方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世界各国抗“疫”的同理心，不畏艰难、迎头而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打好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注入了不竭动力，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决阻遏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最终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胜利。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2020年5月19日，有删改）

乡愁第七

江弱水

①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alis）有句名言：“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诗也如此。席勒在《诗歌的力量》（1795）一诗中说，诗如神秘的精灵，使俗世的事务暂时抛开，让浮世的欢乐沉静下来。诗会引领人们回到往昔幸福的屋檐下，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家。

②钱锺书在《说“回家”》一文中，把诺瓦利斯那句德语中的乡愁（Heimweh）更准确地译成“思家病”，并且说：“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百喻经》曰：“以我见故，流驰生死，烦恼所逐，不得自在。”我们在人世间历尽了风雨，尝够了辛酸，劳苦倦极，疾痛惨怛，穷则反本，于是不由自主地思念起家乡的岁月、童年的时光，心理上即刻像回到母亲的怀中，被环绕，被呵护，获得一种彻底的安全与信托。

③乡愁与过去、母亲、童年、自然这些名词可以互换，又总是与朦胧、暧昧、惆怅这些形容词相联系，又苦又甜，是一种甜蜜的忧伤，或者如赫尔德所说的，是一种高贵的痛苦。举鲁迅的例子吧，他可不是什么乡愁的人物，对故乡一生爱恨交织，但其现存最早的文字《戛剑生杂记》，是他少小离家去南京进江南水师学堂所写的随笔，却透露出鲁迅的故乡情结同样开始于感伤的行旅。

④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⑤诗是乡愁，因为诗也是一种抚慰人心的软力量，像尼采所说的历史一样，具有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power），能够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现在的、亲和的东西融为一体。诺瓦利斯也说过：“个体生活在整体之中，整体也生活在个体之中。只有通过诗，才可能产生最高的同情与合力，以及有限与无限的最紧密的联合。”有关整体性（totality）的问题，是西方哲学的乡愁所指向的古希腊文化的特征，它在现代的丧失，我们后面还要再说。现在要说的是，诗的功能，就是把失散的个体引领回去，与原有的整体重新结合。

⑥诗就是引领我们走向还乡的路，并最后让我们回家止歇。同样喜欢字源学的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说过一段经典的话：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

⑦如果检视一番中西诗史，返乡的忧心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主题。《诗三百》里有思乡之情的篇什据说超过五十首，虽然无法确认，但比重很高是肯定的。《古诗十九首》中有六七首都是满怀的乡愁。而一说到唐诗，人人都会背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沧浪诗话》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其实何止唐诗如此，宋元明清莫不如此。既然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乡愁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个说起来没完，也没必要，因为两千多年古典的乡愁，所表现的内容与表达的方式基本上不怎么变。变是在二十世纪，乡也出了问题，愁也出了问题。

⑧从世界范围来说，二十世纪的政治和全球化造成了无数人的背井离乡。这些政治难民、经济移民、文化游民，怀着从母体撕裂的伤痛，彷徨挣扎于祖国与异国、母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为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而焦虑。这些有着双重外在性的离散者，既不被故乡人承认，也不受移居国接纳。他们对故国和故乡情感之错综复杂，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昔游子怀乡的那种单纯的恋慕和渴望。本来在《诗经》时代，就已经有人哀叹：“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日，复我邦族。”“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请父。”这是《小雅·黄鸟》，朱熹说是“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其怀乡之情表现得分外酷烈。

⑨但现代的异国流亡者，面临的处境不是此邦之人善不善待、善不善处的问题，而是漠然无视，了不相干。

（选自《诗的八堂课》，有删改）

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最先注意到了“亚细亚的”这一概念。他认为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几个时代”，其中的“亚细亚的”，指的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类型，与西方的“古代的”“封建的”类型并存。但与此不同，1938年斯大林明确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源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该观点成为了官方的权威话语。在这种划分中，马克思的“亚细亚的”被去掉了，东方与西方被合为一谈。

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证承接于苏联。由于相关著作翻译的不足，人们无法全面了解马克思的看法。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使得许多人都相信“五阶段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定要在“五阶段”的概念序列中解释东方社会；中国若没有经过西方式的前四步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有所“缺陷”，甚至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因此，中国早期关于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流理解，是在斯大林思路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如郭沫若在1936年说，“亚细亚的”是奴隶制以前的原始阶段。他把“亚细亚的”作为最初的形态，放在了人类社会单线发展的链条上。胡秋原则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就是东方封建社会。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与“五阶段论”头三段对位解释的思路与观点，长期以来都是学界的主流。其中的争论，大多围绕“亚细亚的”到底属于哪个阶段而展开，本质上都没有跳出“五阶段”的固定思路。

直到1990年后，随着中国改革的实践、马克思译著的面世，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关讨论终于摆脱了此前的束缚。阅读《经济学手稿》，结合史实便可发现，马克思的“亚细亚的”社会，不符合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严格定义：它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不原始；奴隶数量少且不主要从事生产，因而非奴隶制；建立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因而不封建。我们终于得以澄清了一个观念：“亚细亚的”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东方国家，专门提出的一个与西方社会发展诸类型并列共存的概念。“亚细亚的”或“亚细亚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就含有对社会性质、类型的判断，不必也不能再用“原始社会”等概念对位解释。

我国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讨，不仅是政治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时代局限，以往的论争者对“东方学”的理论自觉不足，未能从东方社会理论的层面理解马克思的论述。东方学的特点，是将世界分析为“东方—西方”二元，从而意识到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对服。否则就只能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社会”共同演进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以“东方学”检视这段历史，将能启发今后我国如何调整研究思路，从人类社会“共通规律”论转向马克思“亚细亚的”特色论，去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的、东方的特性，并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依据。

（摘编自王向远《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逐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转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更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是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因而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宗旨，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敞襟宽袍，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雅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选自《人民日报》：《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有删改）

材料一：

“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

“‘直播带货’在中国有着高达万亿元的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在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人员对直播的使用皆出现了快速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预计将增至5.26亿人，直播电商销售规模将达9160亿元，约占国内网络零售规模的8.7%。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直播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随着“直播带货”消费模式的兴起，中国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并且加快了实体商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称赞“直播带货是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美联社报道称，电商直播在中国的流行或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们可以考虑把电商直播作为新的销售方式。

（摘编自贾平凡《“直播带货”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人民日报》2020年6月29日）

材料二：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销售模式，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实现商品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当前，疫情对各消费行业冲击的时间跨度很难准确预测，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逐步发生改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网络平台正积极布局直播、社群营销等线上新零售。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供应链也变得日益完善，在专业的组货、仓储管理、配送团队配合下，消费者最快一天就能收到货。

直播带货异军突起，不仅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也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疫情之下，直播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众多房企项目都在直播间开展“云卖房”，一些购物中心的手表、珠宝、服饰、化妆品商家都开通了直播间，有的商家销量因此飙升数倍。一些地方政府正着手推动直播电商与专业批发市场、传统商贸企业等融合发展，积极发展“线上引流＋实体消费”新模式。

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樊大彧《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新华网》2020年4月26日）

材料三：

从本质上说，“直播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主播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让消费者对其推荐的产品有着更高的信任度；而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又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便捷、新鲜的购物体验，这样的特性更容易吸引用户，但也更容易藏匿问题。比如，一些主播在“选品”时，只对产品“好不好卖”进行预判，却对产品质量疏于把关，甚至为博人眼球、提升销量，夸张表达、使用“极限广告词”等引导消费者冲动消费；一些平台支付和订单跟踪系统不完善，一旦产生消费纠纷，后期退换货就难以保障；一些商家在售卖伪劣商品后，即采取下架商品、拉黑用户等手段，导致购买者陷入维权困境……如此种种，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伤害的是直播经济的未来。

直播带货，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主播、商家筑牢诚信基石，在产品质量、服务上严格把关，杜绝问题商品进入直播清单，到平台加强对经营者及主播的规范引导，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再到相关部门加强对网上“带货”行为的监管，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直播带货在“阳光大道”上越走越远，让消费者在安全放心的环境中提升消费体验。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人民日报》2020年6月16日）

材料四：

毋庸置疑，带货直播是趟“快车”。可“翻车”的次数多了，消费者的信任也就磨没了，最终难免招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因此，对这一新兴行业做出规范监管很有必要。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接连出手，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文件，对带货直播中的“翻车”因素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意见，让这趟“快车”不再任性疾驰于毫无规范的“野路子”上。

规范好直播带货，关键在于规范带货主体——平台和主播。当前，大多数商家只是把直播视为销售手段，并未真正把直播纳入自己的商业生态。因此，主导直播带货的平台和主播也容易将自己代入销售方的身份，且享受“一锤子买卖”——只要卖出去便算完成任务，哪管产品质量如何，哪管你退不退货。因此，很多时候，平台和主播只负责确定产品和直播流程，对产品的质量并未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把关。

带货主播作为广告推介、广告代言人的角色，理应对消费者负责，岂能“只卖货，不管货”？一旦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除了向商品卖家直接索要说法或赔偿，也可以要求主播担责。同时，平台方也应承担起相应的监管审查义务。只有让这些“司机”或在“发车”前先感知肩上压力，或于“翻车”后担起责任，方能令其警醒，谨慎“驾车”，重视对选品的质量把控和相应的售后保障。唯有让带货者有约束、有痛感，才能让直播带货不脱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发展。

（摘编自许晓芳《直播带货“翻车”，“司机”岂能一走了之？》）

材料一：

“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带货”成为中国独特的消费盛景，也成为外媒争相关注的热点。

“‘直播带货’在中国有着高达万亿元的市场。”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称，在中国，作为应对疫情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人员对直播的使用皆出现了快速增长。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国内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预计将增至5.26亿人，直播电商销售规模将达9160亿元，约占国内网络零售规模的8.7%。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疫情期间，中国的直播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平台。随着“直播带货”消费模式的兴起，中国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和生命力，并且加快了实体商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报道称赞“直播带货是中国人在困境中的创新之举，是他们强大生命力的表现”。

美联社报道称，电商直播在中国的流行或许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美国和欧洲的零售商们可以考虑把电商直播作为新的销售方式。

（摘编自贾平凡《“直播带货”助力中国经济复苏》，《人民日报》2020年6月29日）

材料二：

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销售模式，绕过了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实现商品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商品价格。当前，疫情对各消费行业冲击的时间跨度很难准确预测，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逐步发生改变。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网络平台正积极布局直播、社群营销等线上新零售。参与主体越来越多，供应链也变得日益完善，在专业的组货、仓储管理、配送团队配合下，消费者最快一天就能收到货。

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樊大彧《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新华网》2020年4月26日）

材料三：

从本质上说，“直播经济”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主播个人的影响力、感染力，让消费者对其推荐的产品有着更高的信任度；而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又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便捷、新鲜的购物体验，这样的特性更容易吸引用户，但也更容易藏匿问题。比如，一些主播在“选品”时，只对产品“好不好卖”进行预判，却对产品质量疏于把关，甚至为博人眼球、提升销量，夸张表达、使用“极限广告词”等引导消费者冲动消费；一些平台支付和订单跟踪系统不完善，一旦产生消费纠纷，后期退换货就难以保障；一些商家在售卖伪劣商品后，即采取下架商品、拉黑用户等手段，导致购买者陷入维权困境……如此种种，损害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伤害的是直播经济的未来。

直播带货，借助的形式是直播，但最终交易的仍然是产品。产品质量过不过关、服务有没有保障，才是决定用户下一次会不会“买它”的关键。从主播、商家筑牢诚信基石，在产品质量、服务上严格把关，杜绝问题商品进入直播清单，到平台加强对经营者及主播的规范引导，完善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再到相关部门加强对网上“带货”行为的监管，只有各方协同发力，才能让直播带货在“阳光大道”上越走越远，让消费者在安全放心的环境中提升消费体验。

（摘编自张凡《直播带货要筑牢诚信基石》，《人民日报》2020年6月16日）

材料四：

毋庸置疑，带货直播是趟“快车”。可“翻车”的次数多了，消费者的信任也就磨没了，最终难免招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因此，对这一新兴行业做出规范监管很有必要。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接连出手，发布了《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文件，对带货直播中的“翻车”因素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意见，让这趟“快车”不再任性疾驰于毫无规范的“野路子”上。

规范好直播带货，关键在于规范带货主体——平台和主播。当前，大多数商家只是把直播视为销售手段，并未真正把直播纳入自己的商业生态。因此，主导直播带货的平台和主播也容易将自己代入销售方的身份，且享受“一锤子买卖”——只要卖出去便算完成任务，哪管产品质量如何，哪管你退不退货。因此，很多时候，平台和主播只负责确定产品和直播流程，对产品的质量并未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把关。

带货主播作为广告推介、广告代言人的角色，理应对消费者负责，岂能“只卖货，不管货”？一旦产品出现问题，消费者除了向商品卖家直接索要说法或赔偿，也可以要求主播担责。同时，平台方也应承担起相应的监管审查义务。只有让这些“司机”或在“发车”前先感知肩上压力，或于“翻车”后担起责任，方能令其警醒，谨慎“驾车”，重视对选品的质量把控和相应的售后保障。唯有让带货者有约束、有痛感，才能让直播带货不脱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发展。

（摘编自许晓芳《直播带货“翻车”，“司机”岂能一走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