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担当
万军杰 乐三
一个庞大繁杂社会的良性有序运转依赖于每一个体的自觉有为担当,即个体能够在正确的位置上为实现社会的共同目标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这样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展示出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每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必须清醒认识自身角色定位,担负起国际大家庭一员应尽的责任义务,携手凝聚世界战“疫”的最大合力,打好打赢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在全民战“疫”筑牢“疫”控防线的同时,主动援助全球抗“疫”凸显关键角色和大国担当。
认清形势,彰显担当,中国始终是及时高效作为的防“疫”者、战“疫”者、治“疫”者。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病毒,有的国家无动于衷、听之任之、鲜少作为,有的国家不信科学、背离理性、消极抗“疫”,有的国家困于经济、囿于医疗、难于治“疫”,有的国家急于“甩锅”、精于算计、疏于防“疫”,这些都无助于抵抗和消弭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新冠病毒肆虐表面看来是对个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侵损,深层而言其实是对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殊考验,能不能顺利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将直接决定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威望和支持度。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任自流、敷衍塞责,从来没有忙于“甩锅”、背离群众,而是根据疫情变化顺势蜕变为富有前瞻性的防“疫”者、有勇气担当的战“疫”者、有积极作为的治“疫”者。以数月抗“疫”实践及成果来看,中国高效发挥了防“疫”者、战“疫”者、治“疫”者的建设性作用,不仅成功击溃了新冠病毒的肆意侵扰,也最大程度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始终以负责任、勇担当、敢作为的良好形象积极战“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摒弃偏见,守望相助,中国始终是世界各国抗“疫”的支持者、援助者、传经者。在新冠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国际社会亟须联手战“疫”的紧要关头,少数西方政客和部分不良媒体罔顾中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巨大贡献,处心积虑地趁势散布两种不合时宜的论调。一种是带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色彩,妄图把疫情政治化,借以污名化、抹黑中国的歧视言论;另一种则是颠倒黑白、转移视线、推卸责任的荒谬言论,中国政府用救援他国的实际行动予以有力回击。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公开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世卫组织捐赠全球抗“疫”资金,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新冠疫情防控专家视频会议,为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防“疫”物资和医疗技术援助……戴着有色眼镜的傲慢与偏见不会改变中国团结友善的精神底蕴,不会改变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实底气,不会改变中国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英雄底色,中国始终是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援助者、“传经送宝”者。
着眼大局,加强团结,中国始终是全球携手战“疫”的倡导者、践行者、贡献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让世界人民深刻认识到,病毒无情,每个国家都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抗击疫情不只是一国政府或一国人民的责任,也不能只依赖于一国政府或一国人民孤独应战。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习近平主席发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的倡议,呼吁各国携手抗击疫情。中国是全球战“疫”倡议的支持者、世界防“疫”网络构建的践行者、抗“疫”科研攻关的贡献者,与各国筑起最严密的全球联防联控网络。4月2日,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决议,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参加了共同提议,表达了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疫情的共识和决心。新冠疫情严重挑战之下,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成为国际社会战“疫”的最强音。虽然私心作祟的部分西方政客罔顾世界共同利益和人民福祉不时破坏国际社会联手战“疫”的大好局面,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与中国一道,集各方之力,汇各方之智,加强科研攻关合作,建立应急联络机制,增进互信互助,开展联防联控的携手战“疫”行动。
疫情不分国界,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人类命运面临严峻挑战的紧急时刻,中国自觉担负好全球抗“疫”大局赋予的关键角色,无怨无悔无问西东:逆行援助、医疗驰援、经验分享、人文关怀、无私奉献……一切的一切只源于中国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希望人类摆脱疫病阴霾的初心。全球战“疫”日渐吃紧的当下,合则生利,断则必损,国际社会唯一的正确选择就是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勒力同心、共克时艰。新冠病毒肆虐之下,全球卫生治理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一方面毫不放松继续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另一方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对世界各国抗“疫”的同理心,不畏艰难、迎头而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打好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注入了不竭动力,与世界各国一道坚决阻遏新冠病毒全球蔓延,最终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胜利。
(摘编自“人民论坛网”2020年5月19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一个庞大繁杂社会的良性有序运转依赖于每一个体的自觉有为担当,在抗“疫”期间,每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必须清醒认识自身角色定位,担负起应尽的责任义务,凝聚最大合力,打好打赢新冠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 |
B.新冠病毒肆虐是对个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侵损,因此也是对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特殊考验,能否顺利通过此次疫情大考,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国民心中的威望和支持度。 |
C.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政府富有前瞻性,有勇气担当,有积极作为,根据疫情变化顺势蜕变为防“疫”者、战“疫”者和治“疫”者。 |
D.在人类命运面临严峻挑战的紧急时刻,中国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希望人类摆脱疫病阴霾的初心,使得中国自觉担负好全球抗“疫”大局赋予的关键角色,无怨无悔无问西东。 |
A.这篇文章的总体思路是总分结构,中间三个分论点是逐层递进的,并且分论点在论证时采用了边驳边立的方法。 |
B.第二段列举了四种国家防“疫”抗“疫”不力,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都是不作为、少担当的国家。 |
C.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出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的倡议,证明中国是全球战“疫”倡议的支持者、世界防“疫”网络构建的践行者、抗“疫”科研攻关的贡献者。 |
D.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双线作战,不但在国内全民战“疫”筑牢“疫”控防线,还主动援助全球抗“疫”,凸显关键角色和大国担当。 |
A.新冠疫情冲击之下,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任自流、敷衍塞责,从来没有忙于“甩锅”、背离群众,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
B.中国第一时间向全球公开病毒全基因序列信息,与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措施,回击了少数西方政客和不良媒体处心积虑地趁势散布的不合时宜的论调,这说明中国针对这些论调早有准备。 |
C.国际社会一起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疫情的共识和决心,促使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全球团结抗击新冠肺炎”决议。 |
D.全球战“疫”日渐吃紧的当下,合则生利,断则必损,国际社会只有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劾力同心,才能共克时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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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传说、器物、文字是人类文化存在的三大形态。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文化,同样蕴藏于其中。“丝绸之路”这一生动形象而又极富诗意的文化概念,以“丝”为核心标志,以“路”为表现形式,其中既含纳着深刻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内涵,又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文化交流的实践经验。
古代丝绸之路是以玉石和丝绸为重要代表性商品的国际贸易大通道。丝绸之路的最大成果不在于商贸本身,而在于开创了以经贸全球化来推动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化干戈为玉帛”的新模式。丝绸之路文化的精髓是人文之“和”,而中华文化的重要核心理念即“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家和而族兴,国和必强盛。和睦、和谐、和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丝绸之路追求的理想目标。古代丝路文化的核心就是推进人类的和平发展,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丝绸之路以友好、平等、尊重、理解、包容与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的心态,展开地域间、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有效避免了人类的野蛮残杀和抢掠,把人类发展引向积极、健康、文明、理智的正确道路。
有力高效地推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创新,这是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成果。丝绸之路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与文明成果实现了共有共享共融,有效提高了人类整体的文明素质和生存质量。
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物质文明为载体,推动精神文明大发展的历史实践。丝绸之路的表象是商贸、经贸之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玉石、丝绸、茶叶、瓷器、金银、马匹等商品的交换流通成为最主要的文化载体。伴随着商贸活动,音乐、舞蹈、绘画、宗教文化、原始科技等也都广泛交流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满足了人们一定程度的精神需求,从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类的文明程度。但是,文化是多层面、多角度、多元素的,以上所述实际上只是一些文化的载体。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内涵,即对人本身的关怀,包括对生命的珍惜,对生活质量的提高,体现着文化交流中“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化精神,体现着人类文化的创新。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这实际上指出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通过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融合的奇特景观。
中华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建设促进经济全球化,这是丝绸之路的又一重大成果。中华民族既是丝绸的发明创造和最早生产者,又是丝绸之路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更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丝绸之路以大国文明为核心,既是古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之路,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文化纽带,丝绸之路的商品贸易实践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而中华文化“天下为公”“以人为本”“和为贵”的系列思想理念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传播与实践。丝绸之路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也密切了人类族群间的关系。突出了人类交往、交流、交换的现实性,而淡化了国家、地区、族群的地理空间的局限性和思想意识的差异性。从而树立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意识,树立了人类物质交换、文化交流、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平等意识。
古代丝绸之路为人类文明的和平发展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深刻启示。2021年博鳌亚洲论坛光大丝绸之路精神,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中国领导人发表主旨演讲《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提出要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平等协商、共享共赢,开放创新、发展繁荣,坚守正义、互尊互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同时强调,“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中国将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友好合作,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所有这些,无疑是对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创新性弘扬。
总而言之,古代丝绸之路是人类认识和了解自身家族的开始,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开始,是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开始,是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是人类和平友谊健康发展的开始。当人类迈入21世纪之后,古代丝绸之路创造的精神依然在延续,新世纪的丝绸之路已经开始,人类的发展将永远行进在新的“丝路”上,继续展示人文精神的光辉!
(摘编自杨庆存《“化干戈为玉帛”——丝绸之路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丝绸之路”极富诗意且蕴含着深刻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内涵,其文化蕴藏于传说、器物、文字三大人类文化的形态之中。 |
B.丝绸之路的文化精髓与《论语·学而》中的“和为贵”相一致,其核心是把人类发展引向积极、健康、文明、理智的正确之路。 |
C.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世界四大文化体系只在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汇流融合,这足以体现丝绸之路对人类文化的意义。 |
D.新世纪丝绸之路延续了古代“化干戈为玉帛”模式,从而树立了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意识以及人类共同发展的平等意识。 |
A.丝绸之路以“丝”为核心标志,以“路”为表现形式。“丝”指玉石、丝绸、茶叶、瓷器等物质文明;“路”则指经贸之路、文化纽带等。 |
B.丝绸之路的成果在于开创了以经贸全球化来推动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新模式,有力高效地推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创新,而并不在于商贸本身。 |
C.音乐、舞蹈、绘画、宗教等文化载体,在丝绸之路的推动下,得以广泛传播。这也是中华民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文化精神的体现。 |
D.“一带一路”创新性弘扬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精神,提出共享共赢,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
4.文中说:“新世纪的丝绸之路已经开始,人类的发展将永远行进在新的‘丝路’上,继续展示人文精神的光辉!”请据此分析下列事例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事例:中国援建哈萨克斯坦太阳能发电站,助力哈萨克斯坦大幅减少传统能源消耗,发展环保事业。
近年围绕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创作,我国影视业迎来主旋律创作的新高潮,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引领时代审美风尚,做出积极重要的贡献。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对突出的矛盾。艺术来源于生活,优秀的文艺作品以社会现实为基础。主旋律影视创作,首先要认识好和把握好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将其作为开掘题材、塑造角色、传递价值的依据,提升作品的厚度,深度与温度。
历史题材电影《林则徐》深刻把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矛盾。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展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故事,依据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从电影《老井》、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再到电视剧《大江大河》,都能看到剧情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是相契合的。不同社会形态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矛盾也是变化的。我们在影视创作中一直强调“思想精深”,要求主旋律创作准确把握,生动再现社会主要矛盾,并随着社会变化发展而不断创新。主旋律创作不是“经验化”的课题,而是实践化的课题,只有不断谱写新乐章,才能与时代同步伐。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主旋律影视创作应该坚持以人民群众这个历史主体为主角。从作品接受的角度看,观众对影视剧中角色身世和身份的认同感,是影响作品接受效果的重要因素。从影视作品产生的社会效果来看,角色与观众的身份交集越大,人物对观众的“示范”作用越强,作品的传播力也就越大,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是新时代主旋律影视创作突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创作观。近年取得双赢效益的电视剧,如《马向阳下乡记》《绝命后卫师》《鸡毛飞上天》《大江大河》《父母爱情》等,都是从塑造普通人角色开始,讲述普通人成长与成熟的故事。《绝命后卫师》中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战壕的时间比在指挥部多,更像个战士;《鸡毛飞上天》里的陈江河、骆玉珠;《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也都是乡下人出身。主旋律影视创作由“高大上”转变为“小正大”,转变的是风格,而不是内涵,宏大叙事并没有退场,而是转场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微”“小”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还要塑造好人民群众形象,呈现好老百姓的时代新生活。
新时代如何创作出中华民族的新史诗,从影视大国到影视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创作者理应树立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自觉追求主旋律创作,把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精彩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
(摘编自赵彤《在守正创新中再上新台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认识,把握好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主要矛盾,就能够创作出优秀、精彩的影视作品。 |
B.拍摄《老井》《乔厂长上任记》和《父母爱情》等影视作品,是为了表现社会主要矛盾。 |
C.影视作品中主要角色身份地位越低,与观众的身份交集越大,产生的社会效果越好。 |
D.中国传统哲学注重“小”的力量,影视创作由“高大上”转为“小正大”非常有必要。 |
A.文章论证既有对影视业发展成就的肯定,也有对当下创作存在问题的建议与指导。 |
B.文章运用了举例论证的方法,如第四段列举了《马向阳下乡记》等作品的例子。 |
C.文章引用《老子》的语句,论证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微”“小”的力量。 |
D.文章末段总结全文,强调新时代创作者的使命与责任,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A.主旋律影视作品,能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引领时代审美风尚,做出积极的贡献。 |
B.影视作品创作不仅要准确把握主旋律,而且要随着社会变化发展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简单地复制,经验化地照搬。 |
C.新时代主旋律影视创作只要突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不断迎合、满足人民群众的欣赏口味,就能取得双赢效益。 |
D.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塑造好人民群众形象,呈现好老百姓的时代新生活,利于影视创作在守正创新中再上新台阶。 |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的经营管理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只有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考验,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口碑的图书,才能称得上品牌图书。 |
B.许多人在购买字典时往往优先选购《新华字典》,这其实是一种“睹书思社”的行为。 |
C.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致力于推动学术进步,只出版国内中青年学者的著作。 |
D.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是学者型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我们学习。 |
A.第一段运用引用论证,论证了出版优秀图书才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否则就会被淘汰的观点。 |
B.文章多次以国内出版社的优秀案例为论据,目的是论证我国出版社很重视“塑造品牌”。 |
C.文章用“一字千金”的典故,论证了要打造精品图书就必须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
D.“书比人长寿”是说一本好书可以长久流传,意在阐明一个好编辑要具有工匠精神的观点。 |
A.商务印书馆曾因出版“万有文库”而闻名,如今又被称作“工具书王国”,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 |
B.目前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图书市场,最根本的原因是编校人员缺乏扎实的学术功底。 |
C.工匠精神在不同行业有不同体现,编辑的工匠精神就体现在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 |
D.《吕氏春秋》因采用了“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方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
鲁迅先生说过,他的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说过的缘由,但绝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所谓“改造”“生发”就是演义。一般小说的“缘由”在现实生活中;而历史演义小说所采取的“一端”会直接来源于历史载籍,受到的制约不免要多一点。历史演义小说总要兼顾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两方面,不断寻找最佳平衡点。《三国演义》就是这种努力的典型。凡演义总是虚实相生,以虚带实。关于《三国演义》书中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权威分析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所谓的“七分事实,三分虚构”。其实这一估计与原书实际严重不合,乃是历史学家的一偏之见——史家对“实”部分的价值很敏感很重视,认为这些作品史学意义不够,而对“虚”的成分较为忽略。
《三国演义》以情节丰富生动取胜,其中好看的故事几乎都是书中虚构的部分。例如从开头到第七回大抵按史料叙述了汉末黄巾起义之后的纷争,这些纷争头绪纷繁,故事碎乱,作为后续内容的背景铺垫,就小说而言并不怎么好看;当然这也没有办法,此后故事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不得不先作番介绍。直到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才有了比较具体的情节和好玩的故事。《三国志·董卓传》和《后汉书·董卓列传》比较详细地写到这一事件,但都没说起王允安排美女间谍实施“连环计”,所谓貂蝉其人,史书中更没提到。
《三国演义》的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和生发,有着很强的主体性。以关羽而言,有史料说当他随刘备与曹操联攻吕布时,听说投降过来的秦宜禄之妻甚美,打算娶过来。他将这一非分之想向曹操报告,得到批准,但后来曹操却自己拿过去了。这个小插曲一般来说是写小说的上好材料,但《三国演义》完全未提。罗贯中要把关羽塑造成高大完美的英雄。一度不得已归降曹操又复归于刘备,是关羽一生中的华彩段落,于是作者就此生发开去,大写其事,大力虚构加工来表现关羽德艺双馨的品质。关羽后来成了一位伟大尊神,同这样的艺术创造关系很大。
打仗固然要靠大将,而尤其须有正确的谋略来安排指挥。两军对阵之类的情节,很适合影视艺术表现,文字描述颇难以出彩,而写各种谋略就容易引人入胜了。《三国演义》中的计谋层出不穷,例如“连环计”“反间计”……这些阴谋妙计大抵出于机敏的谋士和文武双全的将领。这些谋略,有些史书提到过,更多的则仅有相关事实经过,并未提及具体谋略。只有虚构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来。《三国演义》中凡是过细描写、脍炙人口的部分都出于虚构;而所占比例较小的粗线条叙述部分,则多为写实,但也不是照搬史书。大笔粗叙的部分虽缺少文学性,但仍然具有相当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是靠其中大大小小的,足以益人神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
许多读者以为历史上的三国就如《三国演义》描写那样,这固然让历史学家跌足长叹,而同时也表明了小说的成功和伟大。
(摘自顾农《<三国演义>的虚虚实实》,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历史演义小说因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受到的制约要比一般小说多一些。 |
B.历史演义小说根据史料写成的粗笔内容往往是“实”,“改造”“生发”的内容则常为“虚”。 |
C.《三国演义》第八回情节虽然具体生动,但其中王允、貂蝉这两人并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
D.《三国演义》中叙写大量谋略,是因为用文字描写战斗很难出彩,且缺少文学性和可读性。 |
A.文章首段引述鲁迅先生的言论,是为了论证历史演义小说创作中虚构的重要价值以及虚实之间的关系。 |
B.作者从情节、史料等方面展开,论证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三国演义》的虚实分析与实际不相符合。 |
C.作者以“罗贯中塑造关羽形象”之例,论证了“《三国演义》作者对史料加工有着很强的主体性”的观点。 |
D.文章对《三国演义》的写实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某些“背景史实”与“军政谋略史实”的可读性不同。 |
A.对《三国演义》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认识,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 |
B.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有着独立的创作观,寻找到了真实与虚构间的最佳平衡点。 |
C.《三国演义》对一些史实、人物进行了艺术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三国的认知。 |
D.在历史学家眼中的一些史学价值并不高的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地位及影响并不一定低下。 |
材料一:
地方性语言是阻碍多民族间信息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会加剧区域性贫困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社会发展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国家通用语言的普及成为贫困群众脱贫的重要支撑,语言扶贫也就因此得以落地实践。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与社会多元关系的学科,其研究内容包括语言政策、语言演变、语言规划等。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更为关注宏观的语言政策设计、语言发展的长期规划,以及语言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关系角色,这种视角将语言的扶贫效用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以制定更长期的语言发展规划参与贫困治理过程。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切入,语言扶贫的格局和立意就既不同于语言经济学视角倾向于个体化的扶贫方式,也不同于文化资本论视角服务于特定区域的自身发展,而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统一。
因此,在宏观层面,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关注语言政策设计和规划制定,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政策;在微观层面,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扶贫关注语言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构建,比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的社区融入问题。语言是一种便于相互理解的符号系统,多民族之间、异文化之间、多语言之间的群体互动必然会带来理解上的障碍和偏差,由此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和冲突的升级,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阻碍性因素。因此,需要建构一种平等沟通的方式、一套达成共识的话语、一个包容多样性的空间,以此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对于贫困群众来说,这种语言符号并非自然的获得,而是需要通过语言扶贫来完成语言符号传导的全过程,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育,也就是通过由外而内的力量引入,使其具备日常的话语沟通能力,降低矛盾发生的可能性,以促进形成融洽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氛围,从内而外地改变贫困群众的精神气质,增强其自主发展的精神力量,树立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摘编自向德平、张坤《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与治理效用》》
材料二:
提升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的普及率,打破贫困地区与外界开展信息沟通、要素流通和产品交易的“语言屏障”。以推普促脱贫,不仅需要提高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还需提升地区总体的普通话普及率。下成林等人的研究显示,普通话普及率提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先抑后扬”的,存在一个“最低有效规模”,当普及率大于60%时,提高普通话普及率将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的普通话普及率极不平衡,贫困地区的普及率还非常低,离“最低有效规模”还有较大差距,也就是说普通话对话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释放出来。提升普通话普及率,逐渐使普通话成为贫困地区的主要交流语言,有助于促进贫困地区与外界进行信息、资源和产品等的交换,克服因语言障碍导致的“市场分割”,促进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人口流动,以及制度和技术的移植与扩散,为贫困地区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借力国家发展提供好的“语言装备”。
利用和开发当地语言资源,使各种语言资源通过不同方式和路径进入生产系统,参与社会大生产,形成生产力,激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经济活力。语言资源天生是一种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具备成为经济资源的“潜质”,在一定的知识条件、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下可以参与到社会大生产中,转换为生产力。语言扶贫,就是要将各种语言资源,包括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方言资源通过产品化、技术化、人力资本化和国际化等多种途径,使其以生产要素形式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促进语言资源向语言经济的转化。例如,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与普通话的互译技术,促进生产要素、信息流通,节省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易成本等。总之,要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多种路径激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经济活力。
(摘编自王海兰《深化语言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材料三:
贫困往往具有恶性循环的特性,要打破过去长期所处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其难度可想而知。要阻断贫困代际延续,就需要在解决现实贫困的同时,花大力气阻断贫困代际延续。
在基础教育方面,尤其需要在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队伍建设、教育理念更新、培养模式优化、教学资源建设等环节不断改善。与此同时,注重开发学前语言教育,有效抓住语言学习关键期。目前贫困地区幼儿师资严重匮乏,留守儿童问题突出,学前教育保障力不足,这是直接关系到能否阻断贫困代际延续的大问题。在落实层面,需要政府主导并组织社会力量切实解决贫困地区儿童学前教育问题,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学前教育需要的学习资源,提供满足学前教育需求的社会服务。
对家庭语言教育的重视也十分必要。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要引导贫困家庭家长重视孩子的语言教育,切实做好语言规划、做足语言教育投入。要注重女性语言教育。母亲对子女语言能力的培养影响较大,应高度重视贫困家庭妇女语言能力的提升,以增强其对子女开展语言教育的能力,从而通过语言的“母婴传播”助力消除贫困代际传播。
(摘编自赫琳《着眼能力开发探索语言扶贫新途径》)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社会语言学视角将语言的扶贫效应投射到更广阔的地域范围,显然优于语言经济学视角和文化资本论视角 |
B.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普通话,不仅能促进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还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
C.提升普通话普及率,就能帮助贫困地区避免因语言障碍导致的“市场分割”的问题,使其真正融入国家发展。 |
D.开发学前语言教育,抓住儿童语言学习关键期,重视女性语言教育,就可以消除贫困的代际传播。 |
A.地方性语言是阻碍多民族间信息交流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素,因而有必要鼓励当地百姓放弃地方性语言。 |
B.国家推普就是引入由外而内的力量,使贫困群众具备日常的话语沟通能力,增强其自主发展的精神力量。 |
C.要考察某地区推普促脱贫的情况,不能只考察该地区某些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还需要考察整个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率。 |
D.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方言资源,通过产品化、技术化、人力资本化和国际化等途径,可成为参与社会生产的生产要素。 |
A.山东省申请教师资格证要求普通话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
B.科技工作者于洪志率团研发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机器翻译。 |
C.自香港回归以来,普通话课程成为香港中小学核心课程之一。 |
D.黄诗燕扎根基层,发展黄桃产业,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 |
5.材料一和材料三的论证结构有什么不同?
好的诗词是形象思维的产物。写诗填词就是借助于观察、联想和想象形成表象、意象,进而把意象组成意境,创造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的过程。其中观察、联想和想象属于思维过程,表象、意象、意境则是思维的对象和产物。写出的诗词又是由语言文字组成的句子、篇章。
关于表象、意象、意境的区别和联系,可以通过郑板桥的一段话来加以粗略说明。“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这是对绘画过程的概括,也可以说是对形象思维过程的概括。这里的“眼中之竹”就是“表象”,“胸中之竹”就是“意象”,“手中之竹”则是组织意象、形成“意境”、构成作品的过程。
“表象”是指感知过的事物留在头脑中的形象,是人们通过感知活动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表面形象(包括事物的形状、颜色、大小、声音、气味、软硬等特征,也就是我国古人称之为“象”的东西),它形成于感觉知觉过程中,保存在大脑里。表象虽然也是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但基本上还是对客观事物外在形象的摹写,可以说是事物的客观形象。
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形象。意象是经作者运思而成的寓意深刻的形象,它已不单是事物的客观形象,而是蕴含着主体思想情感的形象。譬如,郑板桥胸中之竹,已不是一般竹子的形象,而是一种坚强挺拔、不畏风雨严寒、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形象。当竹子的形象被赋予这样品格的时候,它已变成了一种意象。类似的,老虎的形象成为力量、勇猛的象征,松树的形象代表着长寿或坚强,鸟的形象代表着吉祥、忠贞、爱情,如此等等。简言之,意象是“意”和“象”的融合。“意”是作为主体的人所体验的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包括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情感体验、思想感悟以及审美感受,简单地说就是作者以及读者的“情”“理”“美”。“象”是作品描述的物或事,准确地说是事物的形象,是寄予着、表达着作者的“情”“理”“美”又能引发读者“情”“理”“美”的形象。“意”是主体,“象”是载体。美为什么也是意象的重要内涵呢?意象中之所以有美,一方面是因为美感也是一种主观情感,另一方面还因为意象属于艺术所特有的范畴。艺术作品总要通过意象来体现作者的主观世界,而艺术是绝对离不开美的。不美的作品不能称之为艺术品。哪怕是揭露丑恶的作品,其表现形式也应是美的,也能使人获得美的感受。诗歌是一种艺术,诗歌也体现着美,体现着人的美感。诗歌的美,既体现在它的形式上、节奏上,更体现在它的意象和意境中。
意象可分为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自然意象以自然景物为象,包括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风雨阴晴等。社会意象以社会现象为象,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人物和人类生活景象,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曲折反映的神仙鬼怪的景象等。诗歌中的意象是使用语言来表现的。这种语言不同于一般性的语言,可称之为意象性的语言。意象性语言是一种具有形象性、概括性、典型性、象征性、拟喻性的语言。诗歌中,明月、江水、青松、翠竹、晚照、晴空、来鸿、去燕、宿鸟、鸣虫、三尺剑、六钧弓、清暑殿、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等,都是意象性的语言,也可说是意象。在这里,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意象是语言的内涵。
诗人写诗,常运用意象性的语言,构建某种意境,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照驿墙”“凫雁满回塘”等都是意象,尤其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更是把六种形象性的词语(鸡声、茅店、月、板桥、霜和霜上的人迹)并列在一起,这些词语描述的形象,已不再只是事物的客观物象,而是融入了作者凄凉悲怆体验的意象了。诗人正是利用这些意象的组合,构成一种“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的意境。
(选自张得良《诗得意象自生光——古典诗词中的意象浅谈》,有删改)
1.下列对文中“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形象”一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写诗就是借助于观察、联想和想象形成表象、意象,进而把意象组成意境,创造出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的过程。 |
B.郑板桥的“眼中之竹”就是“表象”,“胸中之竹”就是“意象”,“手中之竹”则是组织意象、形成“意境”、构成作品的过程。 |
C.意象是指经作者运思而成的寓意深刻的形象,但它本质上还是事物的客观形象,具有客观性。 |
D.诗歌中的意象是用语言来表现的。在诗歌中,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意象是语言的内涵。意象性的语言能够表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感情。 |
材料一:作为《中国诗词大会》评委之一的康震教授说:“诗词大会的走红并不意外,当人们在物质上的享受已经比较丰富时,会希望用高雅的文化艺术来提升精神生活,诗词就是很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喜欢诗词,愿意用诗词描绘生活,这和唐代人热衷创作诗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康震教授还介绍,诗词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件文学作品,一项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尚。“在唐代,一个人诗写得好,会被认为有文化有层次。这种时尚是文化的潮流,包含着一个人的审美趣味。”流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词在网络时代圈粉无数,是因为诗词在当代可以并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怀疑,我们是否身处一个诗意的社会?但这种疑问的潜在意识是,我们渴望诗意——这就是一个走向诗意的过程。我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觉醒的时候,意味着全社会有了共识和行动。现在大家都在看诗词大会,观众们都在背唐诗,这难道不正是诗意社会的开始吗?”
材料二: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商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三:在回答“如何让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表示,赞成把传统文化编入教材,让年轻学子多读读古诗词,获得一些知识与感悟,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把他们带领到传统生活里去。
他强调,传统存在于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传统的携带者,学习最好的方式应该是体验,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激起他们的兴趣,在热爱的过程中提升文化修养。“只有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得到快乐和收获,传统文化才会进入他们的精神与心灵,渐渐成为一种记忆、一种认同、一种情怀。”
1.下列针对上述材料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康震教授认为,《中国诗词大会》的走红,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诗词在当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有较大关系。 |
B.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商之际出现重要的人文转向,直接引发了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的产生。 |
C.儒家文化长期居于中华传统文化主导地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也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 |
D.冯骥才认为,传统文化存在于生活中,学习古诗词的最好方式就是到传统生活里去,以得到知识的快乐与精神收获。 |
A.材料二第一段总体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和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为下文具体阐述指明论述方向。 |
B.材料二依次介绍了儒、佛、道各具特色的文化表现形态,指出它们相融互补,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
C.材料二结尾呼应开头,收束全文,指出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任务,可谓卒章显志。 |
D.材料二旨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的价值追求,号召在创建幸福和谐社会中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 |
A.如果能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那么在传承与发展中的形式化倾向则可能得到克服。 |
B.外来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的成功例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及其当代意义。 |
C.如果不是孔子致力于以仁为核心的理论构建,就不会有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的儒家思想。 |
D.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在传承中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 |
材料一:
近日,在不少地方的倡议下,制止浪费成为商家和顾客的共识;宣扬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的直播不见了,推广绿色健康饮食理念的直播受到追捧;节约粮食和资源,杜绝任何形式的浪费,成为许多家庭家风家教的重要内容……连日来,中央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得到全社会热烈响应,凝聚起崇俭抑奢、反对浪费的强大正能量。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也。从“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严厉要求,到“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的令行禁止,再到“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的热情动员,国家高度重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饮食风尚不是小事,通过这个小切口,可以推动价值理念的大革新、经济活动的大升级,可以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健康生活为目标,来一场饮食文化“绿色革命”,可谓正当其时。
让饮食文化简朴俭约起来。《资治通鉴》里讲:“俭约,所以彰其美也。”苏轼感慨: “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穷奢极欲、暴殄天物素为中国人所反对,物尽其用、利用厚生素为中国文化所提倡。勤俭节约这个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传家宝”,无论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都不能丢。当下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触目惊心、令人痛心!”只有驰而不息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不断扭转讲排场、比阔气的错误观念,清除未富先奢、炫富竞奢的土壤,才能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让饮食文化绿色低碳起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应成为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我们必须把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提倡绿色、低碳、环保、可持续,戒除滥食野生动物等破坏生态平衡的饮食陋习。
让饮食文化文明健康起来。“纵口欲而百病生”。饮食与健康关系密切。暴饮暴食、油大味重、荤素失衡,诸如此类问题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各类病症的发生。不科学不健康饮食习惯还可能加剧医疗负担、引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影响不可小觑。健康中国离不开健康饮食。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一去不复返了,“吃得对、吃得好、吃得健康”理应是高品质生活关注的重点。生熟食分开存放和加工,添加公筷公勺、实行分餐制,合理膳食、荤素搭配、营养平衡,这些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接受。
全面小康既是物质丰盛的小康,更是饮食健康、饮食环保的小康。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涵养简约文明的饮食文化。
(摘编自《人民日报》, 2020年08月18日04版)
材料二:
今年突发的疫情对原本正常运转的国际经贸产生不小冲击,可以说是让粮食安全危机意识重回大众最直接的原因。3月下旬,越南率先宣布禁止该国大米出口,到4月中旬则有俄罗斯、埃及、印度、哈萨克斯坦、泰国、乌克兰等14个国家出台限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政策。中国因为人均耕地资源不足等问题,一直是粮食净进口国,虽然口粮方面进口占比较低,但如果国际贸易再受到不可预测事件的冲击,难保不影响国内粮食的供应。
此外,诸如特大气象灾害等因素,也会影响粮食的供给。就今年来说,国外出现了“蝗灾”,数千亿只蝗虫自非洲飞越红海进入西亚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过境处粮食大幅度减产,一度引发全球粮食安全担忧;国内则出现了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透露,今年洪灾使6000公顷的农田遭到破坏,其中11400公顷的土地没有收成,好在还不至于影响中国粮食安全。
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指出中国“谷物供应基本上自给自足,口粮绝对安全”。疫情并没有影响国内粮食生产丰收, 目前过度担忧粮食短缺大可不必。不过,接连出现的突发情况也提醒我们,近忧虽无,远虑不可不防,而制止餐饮浪费行为,正是目前国人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谋远虑的有效应对措施。
(摘编自“第一财经网”社论《粮食安全无近忧但需谋远虑》)
材料三:
以服务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科学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爱粮节粮意识,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减少“餐来上的浪费”,形成科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的良好风尚。普及推广经济、适用、防虫、防霉储粮新装具、新技术,帮助农民减少产后损失。示范推广绿色、环保、智能粮食储藏设施设备,鼓励适度加工,提高物流效率,减少粮食流通环节的损失损耗。
优化粮食应急供应、配送、加工同点的布局,建成一批规范化粮油配送中心、 粮油应急加工企业和应急供应网点,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供应保障体系,强化应急处置功能,提升应急供应保障水平。
(摘编自《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这与中国文化物尽其用的理念一致。 |
B.国家通过生活习惯和饮食风尚这个小切口来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可以推动价值理念的大革新,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
C.今年突发的疫情和自然灾害,是让粮食安全危机意识重回大众的最根本原因。 |
D.《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认为,只要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就能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 |
A.材料一中用苏轼的感慨来说明口腹之欲是会导致贫穷,而勤俭节约才能惜福延寿的道理。 |
B.材料二中举用今年突发疫情,一些国家出台限制农产品和食品出口政策的案例,其意在说明当今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 |
C.材料一主体部分采用了并列式结构,从简朴简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三个方面阐述饮食文化“绿色革命”该如何实行。 |
D.这两则材料虽然论述的角度不同,但都认为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践行勤俭节约势在必行。 |
A.少吃甜食和油炸食品,多吃清淡食物。 |
B.控制食盐的摄入量,做菜使用定量的盐勺。 |
C.饭店餐桌放置“光盘行动”标语牌。 |
D.外出就餐要积极使用公筷公勺。 |
5.请结合材料内容,概括我国为确保粮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美学史和美学理论经常陷入尴尬之境:要么借助一些在西方文化织体里发育起来的理性概念,强行言说中国独特的美学现象,其结果必然是生硬而又隔膜的,因为不可否认,中国审美的许多问题只有在自己的场域里才能获得意义;要么沿袭那一整套不可通约的惯例性概念,继续中国古典美学那一段绵延至今的“体验之旅”,而结果却是由于那些概念与本体的疏远,使美学史降格成了一部修辞学的历史。中国传统美学系统中颇有地位、使用密度极高的“气韵”“气象”“神韵”“传神”等概念,看起来生动、有机、灿烂,却未能成功地续接根本的“地气”,只能活跃于各种各样的“诗话”里,与其说是本体性范畴,不如说是修辞性术语。它们长于描述、品评,常常只能逗留在审美现象的表层,无法揭示美学的真正奥秘。那么,在中国美学中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统治力的审美本体?如果存在,这个审美本体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上个世纪初,天才的王国维首倡“境界说”,他在《人间词话》里有这样的断语:“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在王国维这里,“境界”第一次成为美学中本体性的存在。惜乎同样是“诗话式”的寥寥数语,在给后人留下珍贵理论遗产的同时,却也引导一些学者只从创作论、鉴赏论或修辞学而非本体论的意义上去理解和阐述。比如叶嘉莹先生强调王国维的境界首先是一种“真切之感受”,她还认为所谓“境界”与“神韵”之间没有本质性差异,不过是“所举辞语不同”。而佛雏先生虽充分重视王国维以“本”“末”来区别“境界”与“神韵”的重要性,但也认为,王国维之所以标举“境界”,是因为“神韵”等概念主观性太强,不讲再现,强调“境界”则可补救其客观性之不足,叶朗先生认为王国维“境界说”阐发的无非是情景交融、真实再现,于是把王国维“境界说”纳入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说”的范围。
数十年来孜孜于中西美学史及美学理论研究的陈望衡教授,则明确而系统地从本体论高度提出“美在境界”,把境界视为美的最高存在形态和人生的最高追求,视为中国美学的最重要范畴。或者说,境界是中国审美文化的根蒂,是出发点也是归宿。
“境界”最初是一个宗教概念,在佛教教义里,境界是有高低的,取决于参悟个体对物欲的抵御力。人有“六根”,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有“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最高的境界是“一尘不染”。《坛经》中那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著名偈语,展示的就是慧能超越现世尘界、不为物欲所污染的脱俗境界。
那么,宗教的境界是如何通向审美境界的呢? 一个最重要的中介就是禅宗。陈望衡论证了宗教境界向着审美境界延伸的几个创造性转化:一,将内在的自由和外在的束缚转化为精神上的自由;二,将渺茫的彼岸佛国移到此岸人间; 三,将难以忍受的声色禁锢转化为林下风流。最终,借助于士大夫化(诗人化)的禅宗的中介,宗教境界也走向了艺术境界,宗教之悟走向了艺术妙悟,“禅境”“诗(画)意”“诗(画)境”“禅意”几成为可以完全通用的概念,而如“妙悟”之类也俨然成为诗学用语,以禅喻诗、以禅说诗者极多,宗教精神与美学精神已经成功混血。这也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美学语境里谈论“境界”必然要联系到禅宗。与佛教境界不同的是,审美境界的高低取决于审美个体是否能将自我更好地融入审美对象中。
(摘编自吴志翔《审美境界的生成和拓展》)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传统美学系统因长于描述、品评,而无法揭示美学的真正奥秘。 |
B.王国维首倡“境界说”,但其表述过于简约而引导了一些学者的不同理解。 |
C.禅宗是宗教通向审美最重要的中介,是士大夫等在理想幻灭后的彼岸寄托。 |
D.受佛教影响,中国美学语境中“诗境”和“禅境”等概念可以完全通用。 |
A.文章从中国美学史和美学理论的尴尬之境说起,提出中国美学的审美本体问题。 |
B.文章列举叶嘉莹等学者的不同看法后,提出了陈望衡关于“美在境界”的观点。 |
C.文章运用例证法,论述王国维“境界说”的“诗话式”表述带来的影响。 |
D.文章末段通过宗教和审美的相互转化,论证了二者融为一体的观点。 |
A.中国美学既不能一味借助西方文化概念而脱离自己的土壤,也不能拘泥于传统美学那一套修辞理论而疏离本体。 |
B.叶嘉莹、佛雏、叶朗等学者都承认王国维“境界说”的本体论意义,但对于“境界”和“神韵”的关系则说法不一。 |
C.如果超越现世尘界,拒绝世间色、声、香、味、触、法等物欲污染,就有可能达到佛教中的最高境界。 |
D.在佛教和审美中,境界都有高低之别,但其决定因素不同,前者是个体对物质欲的抵御力,后者是与审美对象的融合力。 |
【推荐1】不可无“我”
钱谷融
①艺术活动,不管是创造也好,欣赏也好,总离不开一个“我”。在艺术活动中要是抽去了“我”,抽去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就不成其为一种艺术活动,也就不会有感染人、影响人的艺术效果了。
②当然,离不开“我”,并不是只有“我”。“我”,是时时处在“非我”的包围影响中的“我”。所谓“非我”,就是“我”以外的一切人以及包围着“我”的客观现实。
③文学艺术总应该是生活现实的反映,而不能只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但文学艺术的反映,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反映,它必须是具体的、形象的反映。不使自己化为张三李四,不感受体验着张三李四的思想感情,就写不出张三李四来;不使自己融入客观现实之中,不呼吸着客观现实的气息,不感受着客观现实的脉搏,就写不出生动的客观现实来。所以,创作者首先必须要有一个使“我”化为“非我”的过程。
④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之所以要写出张三李四等人物来,要反映客观现实,又不是无所为的,不是为写张三李四而写张三李四,为反映客观现实而反映客观现实;它是有目的的,它是为感染人、打动人而写张三李四,为影响现实改造现实而反映现实的。所以,艺术家又不能使自己完全化为张三李四,完全没入客观现实之中,而一定仍要不失“我”之所以为“我”,要能在对张三李四的描写中,在对客观现实的反应中,表现出“我”的鲜明的是非爱憎之感来。所谓要在“非我”之中表现“我”,无非就是要在作品中渗入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这,我认为正是创作的主要之点。创作者正是为了要表现他对周围人物、对客观现实的态度,表现他对社会的歌颂或抗争,才来进行创作的。所以,在创作活动中,决不可无“我”。
⑤表演艺术最能说明这种创作的辩证法。俗话说“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演员演岳飞就应该像岳飞,演秦桧就应该像秦桧。但只是像岳飞像秦桧,而不能也不应该使自己就变成岳飞,变成秦桧。演员不应该完全丢掉自己。他仍应该让人透过他的表演,感知到他对他所演的角色的爱憎感情,而完成他的最高任务。
⑥对于欣赏者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件艺术品,是一个艺术世界,要能欣赏它,首先必须走进这个世界中去。不跑进去,而只站在外面,站在旁边,那是既不能领会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也不能领会作者创作的意图和甘苦的。但是叫你跑进去,并不就是叫你完全跟着作品中的人物跑,把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当作你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叫你完全听任作者的摆布,对他所表现的是非爱憎态度表示绝对的顺从。而是应该走进这个世界,又不能迷失在这个世界之中,要发现这个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要能在这个“非我”世界中,找回你的自我来。要对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对作者所灌注在作品中的是非爱憎之感,表示出你个人的独立的态度来,显示出你的鲜明的个性—“我”来。所以,在欣赏活动中,也不可无“我”。
⑦艺术活动不可无“我”这一特点,可以最鲜明地从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都首先要有一个体验的过程上看出来。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但在他提笔之前,必须先有丰富的生活、真切的体验;就是在他提笔之后,他的思维过程、创作过程,也还同样是体验的过程。他必须有一种如同身临其境、亲见其人的感觉,才能进行创作。对于欣赏者来说,他要是不能首先体验创作者所灌注在这一作品中、灌注在他的人物身上的思想感情,他就不能领会欣赏这一作品。而他的领会欣赏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体验的过程,至少是同体验的过程不可分的。总之,要是没有真实的体验,缺乏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不把“我”浸染于其间,那是艺术的门外汉,是既谈不上创作,也谈不上欣赏的。
(选自《钱谷融文论选》,有删节)
1.下列选项中A.对作家来说,作品以艺术形象反映客观现实,也是在艺术世界中表现“我”。 |
B.在艺术创作中,要在“非我”中表现“我”,就是要体现出作者的爱憎感情与思想态度。 |
C.在艺术欣赏中,对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是非爱憎,表示绝对的顺从,就是在建立“我”。 |
D.在艺术欣赏中,表示出你的独立思考和爱憎感情,就是从“非我”世界中找回了“我”。 |
A.为演好孙悟空,演员需要事先观察并模仿猴子的动作和神态,这是在创作前体验“非我”。 |
B.清代一女子迷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最终抑郁成疾而死,这是她在欣赏活动中迷失了“我”。 |
C.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欣赏者在“非我”中迷失了“我”。 |
D.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叙写琵琶女的遭遇,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是创作者在“非我”中表现了“我”。 |
4.艺术活动中为什么“不可无‘我’”?请从创作和欣赏两方面回答。
在长期的契约实践中,唐代形成了有着东方文明特色的契约观念与文化,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唐代社会的契约活动异常活跃。当今存世的唐代契约文书主要分为两部分,即新疆魏唐契约与敦煌唐宋契约,年代涵盖唐初至唐末,种类则涉及“卖地契”“卖舍契”“卖牛契”“贷麦粟凭”等。从类型上看,契约类型渐趋多元化,买卖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等均已出现。从主体上看,唐代契约的主体均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平等主体,以良人为主,“两和立契,获指为信”。从结构与格式上来看,唐代契约则具备常规的结构与格式内容,签约时间、交易主体、交易内容等不一而足。
唐代的契约制度也非常丰富,形成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相结合的双重制度体系。而该制度体系所追求的目标与契约观念相契合,即确保契约各方主体“守约”,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唐代关于契约的国家法集中体现在《唐律疏议》与《杂令》中,且总体上干涉程度较低,遵循“私契优先”的原则。为确保民间契约的正常履行,国家法首先是对其法律效力予以认可。以借贷合同为例,《杂令》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国家法对契约的少数内容及履行程序进行强制性规定,在法律层面将契约内容科学合理化,避免因一方契约义务过重而难以履行。此外,为限制过度压迫债务人,《唐律疏议》还强调债权人应采取官方诉讼的方式,私自“强牵财物”且超过本契者,将按坐赃论处。同时,对于拒不履行契约的,国家法绝不纵容,甚至会动用刑罚来保障契约的履行。
相对于国家法,民间法对契约的规范似乎更为直接细致,借货、买卖、授田等各类契约均有民间法适用的情况。民间法形成于乡民长期的生活实践之中,虽然并未形成正式的文本表达,但其在调整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并不缺乏效力和规制性。民间法通常有着与国家法不同的标准或规则,而契约中经常采用民间法的规定,以此来规避或突破国家法的适用限制。至于民间法对违约的处罚,由于民间法毕竟不是国家法,很难直接设定处罚措施,但其优势在于为各地生活群体所认同,并共同遵守,故有着天然的约束力。
除社会实践与制度文本之外,唐代的契约观念还体现于社会主流思想中。终唐一代,诚信始终在社会主流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统治者奉行“德礼诚信,国之大纲”,普通民众亦以之为日常行为准则。在此背景下,诚信的观念进一步融入了唐代的经济生活之中,形成了以契约为主要形式的约束机制,推动了契约活动乃至商品经济的发展。
毋庸置疑,契约观念对唐代社会的影响极大。盛世的出现,需要清明的政治作为基础,而这得益于唐代统治者对契约观念的重视。盛世也意味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而契约观念恰恰为市场交易安全提供了保障,推动了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
(摘编自柳正权《唐代社会缘何推崇契约观念》,(人民论坛)2018年6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A.唐代契约大到田舍、小到麦粟均有涉及,立契成为市场交易主体的普遍选择。 |
B.唐代契约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宗旨相同而各有侧重,共同确保契约各方“守约”。 |
C.唐代契约民间法的标准不同于国家法,经常被乡民采用来弥补国家法的不足。 |
D.诚信在唐代主流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统治者和民众都将诚信当作行为准则。 |
A.全文从契约文本、契约制度、契约观念等多角度展开论证,论证思路清晰严谨。 |
B.第二段从类型、主体、结构格式三个方面论证了唐代契约活动异常活跃的原因。 |
C.第四段运用例证法,引述实例论证唐代契约国家法遵循的原则,增强了说服力。 |
D.第五段阐述民间法对契约的保障作用,既肯定优势也指出不足,表达客观辩证。 |
A.唐代社会非常重视契约,当时所有的市场交易行为都必须在签订契约的前提下完成。 |
B.唐代有关契约的法律比较完善,《唐律疏议》和《杂令》就是主要的契约法律文献。 |
C.在唐代,一个人如果违背了契约,轻者会受到民间法处罚,重者会受到国家法严惩。 |
D.诚信观念融人经济生活,推动了契约约束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
材料一: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他对“大文化”高超的驾驭能力。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
材料二:
“侠”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汉代史家司马迁从侠客所表现出的超人的精神力量和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出发,始对侠客立传,并对侠义精神进行了极度褒奖和强力推崇。汉代以后,游侠虽从正史中销声匿迹,然而侠义精神作为传统文化观念、时代精神的产物与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经过口头传说与文人歌咏,在大众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从而融进了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丰富了民族文化基因库,成了正义的体现与象征。
接汉而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侠义精神的重要转折点,侠义精神由史家传颂过渡到文人歌咏时期,由历史写实式书写转向文学想象和浪漫发挥。与两汉相比,侠义精神对文人士风的影响更加深入,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促使文人希图立功乱世、扬名立万的雄心壮志与游侠不爱其躯、仁义至上的人生信条一拍即合,建安骄子曹植不禁发出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感叹。六朝以来,文人士子纷纷于咏侠诗中流露出对侠义精神的向往,徜徉乐游于侠的精神世界,侠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成为文人理想人格与精神气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唐代宏大的社会气象、强盛的国家实力与巨大的文化融合力更是文人歌咏侠义精神的天然土壤。
宋诗沿着唐诗辉煌的留风余脉继续演绎着千载不衰的侠义精神,诉说着文人耿耿报国之心。此时有岳飞“八百里路云和月”的侠义精神梦幻之旅、“壮士饥餐胡虏血”的国仇家恨,也有晚年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家国梦萦。此时的侠义精神与国家民族的盛衰荣辱连在了一起,侠义情、家国恨不分彼此、合二为一。在明清时期,古典文化进入整合时期,侠义精神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不仅静态地寄身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集大成的章回小说与历史回忆中,更弘扬于戚继光、俞大猷捐躯赴国难的英雄壮举中。近代文人更是在国家民族遭遇空前危亡变局的关键时刻,以侠义精神著书立说启蒙愚昧国民、激起民族斗志。
(摘编自张吉珍《中国文学中的侠义精神论释》)
材料三:
往昔人们看武侠小说,总认为它们是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低俗读物,怡情消遣尚可,要专注研究则似乎太小题大做,正统的文化界对之更是不屑一提。然而,我却不以为然。如金庸的小说中,有不少的成分都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思想转化而来的,武功招数、人名地名、情节设计、人物性格……其深厚的国学底蕴,是很多现当代小说都难以攀及的。同时,因为武侠小说有着一种更平易近人的亲和态度,让读者消除了和文学之间因敬畏而产生的陌生感和距离感,能够更自然地把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根植在思想之中。读者无意识的自我改造提升,其实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境界在潜移默化中缓步上移的必经过程。
从读者的角度看,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其急促,人们心理的普遍浮躁已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在烦嚣和压力之下,要静心看那些厚重沉实的古文经典,耐性听远古的回音,也确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武侠小说正在读者与学术的距离中筑建着一个异类的文化架构,摆脱经院文学一直传承的固定思维模式,给予文化另一种生存。
(摘编自宋韵琪《武侠:给予文化另一种生存》)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金庸著作几乎涵盖中国各个文化分区,每一部经典作品,都能带你进行全景式文化旅游。 |
B.金庸对中国文化并非一味弘扬,也带有鲜明批判,其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更具有稳定性。 |
C.随着读者素质的提高,武侠小说如今已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关注,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
D.虽然汉代以后武侠小说销声匿迹,但侠义精神作为正义的体现与象征,已融入民族血脉。 |
A.构建“文化中国”是武侠小说赢得读者的决定性因素,金庸小说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
B.金庸作品中许多人物的个性鲜明,带有很强的区域特征,让读者感受到不同地区的文化。 |
C.汉朝以后,侠义精神由史家传颂过渡到了文人歌咏时期,其对文人士风的影响更加深入。 |
D.武侠小说平易近人,让读者消除和文学之间的距离感,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