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先生

师陀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最多的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①“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少人的街上走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从脚下飞起，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业！”他将听到他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充满善意的怨言，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就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送到，又没有另外的什么事等候着他。②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地照到街道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

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一九四二年二月

平凡的世界（节选）路遥

快过端阳节了，头上的太阳热烘烘的。山鸡和野鸡清脆的叫唤声，不时打破这梦一般沉寂的世界。大地上的绿色已经很惹眼了。大部分秋庄稼刚锄过一遍草。庄稼地中间的苜蓿盛开着繁密的紫红色的花朵。向阳的山坡上，稀稀拉拉的麦穗开始泛出了黄颜色；路边灰白的苦艾丛中有时猛地会窜出一只野兔子，吓得田福军出一头冷汗。

他一边走，一边揪了一把苦艾、凑得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像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

田福军被现在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像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竟然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崂里惊恐地看他。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它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

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

“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为逃荒、避难或谋生，从农村迁徙到城市）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

“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

“走，我到你们家看看去！”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放给他们分粮，我……”

“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队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

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甲文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像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懂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

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节选自孙犁《荷花淀》）

乙文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跟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

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地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节选自茹志娟《百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