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

伊·巴别尔

我们那个圈子所有的人家都教孩子们学音乐，做父亲的看不见自己有什么出路，就想出抽彩的办法：他们拿自己幼小的孩子的骨肉去碰运气。

扎古尔斯基开办了一所神童培训所，出于对我爷爷的尊敬，扎古尔斯基同意每堂课只收一个卢布。

从我手提琴上发出来的声音，好像锯铁片的声音一样。我自己听着这声音心里就像刀铰似的难受，但父亲还是不肯罢休。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些事。练琴的时候，我把屠格涅夫或仲马的书放在乐谱架上；这样，我一边吱吱呀呀胡乱拉着琴，眼睛却只顾一页一页地看书。白天，我把自己编造的故事讲给邻居家的孩子们听，夜里就把讲过的东西写到纸上。

我带着提琴盒和乐谱，每星期三次懒洋洋地走过从前叫做贵族街的维特路，到扎古尔斯基家里去。那里挨个儿靠墙坐好的犹太孩子们正神色紧张，心情激动地在等着。

通往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的门开了。几个大脑袋、脸上长满雀斑的孩子，从扎古尔斯基的工作室里摇摇摆摆走了出来；他们的脖子细得像花茎，两边脸颊上泛着癫痫病人似的红晕。

我迈出第一步是艰难的。有一次，我背着盒子、提琴、乐谱，到扎古尔斯基家去，可结果却走到了码头上。该我练琴的时间，在普拉克季卡港湾上一晃就过去了。我的解放就这样开始了。扎古尔斯基的接待处再也见不到我了，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占据了我的全部思想。

堤岸边沉重的浪涛冲击着我，我离开家越来越远了，学会游泳成了我的理想。我被磕碰得遍体鳞伤，浑身上下都是带咸味的海水。

直到当地的水神爷——《敖德萨新闻》的校对员叶菲姆·尼基季奇·斯莫里奇对我产生了同情，可怜起我的时候，我同大海的斗争才告平息。这个人像竞技运动员一样的胸膛里，有一颗对孩子们充满怜悯的心。他成了一群患着佝偻病的毛孩子的头目，同他们一起做体操，一起潜水，教他们唱歌，并给孩子们讲渔夫和动物的故事。孩子们听着尼基季奇讲的故事，一个个都前仰后合地大笑。在发现毫无希望和认定我学不会游泳以后，他把我也归到自己心中关切的常客之列。

尼基季奇破例叫我到他那清洁、宽敞、铺着席子的顶楼上去做客，我也把自己头一天晚上写完的悲剧带给了他。

他读完我写的东西，耸了耸肩膀，举起一只手摸了一把稠密、灰白的鬈发，在他家顶楼上转了一圈。

“应当认为，”他拉长声音慢慢说，每一个字后面都停顿一下，“在你身上是有一点天才的火花……”

我们出门到了马路上。老头子停下来，用拐杖使劲地敲了几下人行道，那目光直视着我。

“你缺少什么……年纪轻不要紧，过几年就会好……你缺乏一种对大自然的感觉。”

他举起拐杖，指着那棵树干发红、枝叶下垂的树木叫我看。“这叫什么树？”

我不知道。

“这一堆小树上长的什么？”

当有鸟儿飞过的时候，他就抓住我的肩膀，教我区别每一种鸟的不同啼叫声。

“这是什么鸟在歌唱？”

我啥也回答不出来。“而你居然敢写东西……一个人，如果他不曾像一块石头或一个动物那样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他就一辈子也写不出两行有价值的东西来……你写的风景好像是舞台上的布景……”我沉默着，没有做声。

回到家里，坐下来吃午饭时，我没有碰一下饭菜。不想吃，喉咙咽不下去。

“对大自然的感觉，”我想，“我的上帝，我的脑子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哪儿去找这么一个人，让他给我讲解各类鸟儿的啼叫和各种树木的名称呢？”

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讲了有关雅沙·赫伊菲茨的新消息，那孩子登台演出一次就得到八百卢布。你们算算看——一个月里开十五次音乐会该得多少钱。

我计算了一下——一个月可以挣一万二千。我用乘法计算着，眼睛朝窗外看了看。只见我的音乐老师扎古尔斯基先生拄着拐杖，正好从院子的水泥地面上走过；他身上披着的斗篷被风轻轻拂开着，软呢帽下露出一圈棕褐色的鬈发。不用说他很早就发现了我不去学琴，因为自从我把手提琴掷在防波堤的沙滩上以来已经过了三个多月了……

扎古尔斯基已经走近正门口。我就往后门那边跑——结果呢，为了防小偷，那后门头一天晚上给钉死了。于是，我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厕所的门受到可怕的一击；这是父亲跑过来，以他的整个身子在撞门。

“我是个军官，”他号叫着说，“我要打死他……打死他完事……”他气疯了。

听到吵嚷声，有位老太太起来了——她是父亲的母亲。

“我的孩子，”她用犹太话对他说，“我不希望在我们家里见到血……”

父亲开始叹息起来。我听到了他渐渐离去的脚步声。靠最后一枚钉子钉着的门闩依旧挂在那儿。

我在自己的堡垒里一直坐到夜里。直到大家都睡着了，鲍勃卡姨来领我到外婆家去。对我们来说，这段路是遥远的。月光凝结在神秘莫测的灌木丛中，凝结在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上……只看不见的鸟儿啼叫了一声又停止了，也许，它是睡着了……这是一只什么鸟？它叫什么？黄昏时候有露水吗？……大熊星座该在哪儿？太阳是从哪一边升起的？……

（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起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理水（节选）

鲁 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这一天真是车水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戈，放他们进去了。

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皮，定睛去看。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装表演，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节选鲁迅《故事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祖母的刺绣

尤里·维尼楚克

在我的记忆中，祖母总在刺绣。

起初我对她绣的东西不太在意，直到有一次，我发现她把我家窗边的一裸老樱桃树绣成图案后，那裸樱桃树竟然消失了。老樱桃树已经完全干枯，有几次祖父想砍掉它，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见他动手。可是现在，樱桃树不见了。

从那之后，我又陆续发现有一些其他东西也伴随着祖母的刺绣消失了。

比如说，那条曾经四处游荡的野狗。以前一到夜里，这条狗就狂吠不止，街坊邻居都诅咒它，小孩出门得有人照看。街坊们抓过它几次，但它跑得很快，还很狡猾，每次他们都空手而归。不过现在，大家已经有一周没见到那条野狗了。当然，它可能已经死了，也可能去了其他地方。直到有一天，在祖母绣的一只枕头上，我看到了野狗的图案。

那时候，我就全明白了——任何东西，只要祖母把它绣下来就会马上消失。但祖母是有原则的，她从不绣人，也不绣太阳。不该绣的东西，她决不会绣。

我忍不住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祖父。他只是耸了耸肩，说：“那又怎么样？我都知道。”

“为什么从没听你说过？”

“好吧，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祖父看着我，脸上带着温暖的微笑，继续说道：

“那时候战争刚结束，他们开始抓人，监狱里挤满了人。他们把没有受过训练、毫无准备的小伙子扔到前线去……上帝啊，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就是这么被抓的。你祖母不知道怎么化解悲痛，可怜地在监狱附近排徊。一天晚上，她满怀悲伤，坐下来开始绣东西。监狱的模样在她脑中挥之不去，于是她开始绣监狱，绣四周的围墙……关在监狱里的人哪能睡得着？我们满脑子想着心事……夜渐渐深了，牢房的墙壁突然消失了，监狱四周的石墙也不见了，周围的一切似乎一下子都坍塌了——只剩下我们躺在一块空地中央。我们爬起来，拼命往各处跑……没错，监狱消失了，不过那些把我们关进来的人还在。我们只好躲起来。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监狱的消失和你祖母的刺绣有关，都以为是圣母显灵……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的猫不见了。我看到桌上放的刺绣，上面的图案正是我们的小猫马兹克！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汉努西娅，可以把刺绣拆了吗？’她回答说：‘你到底在想什么？我辛辛苦苦把它绣好，你居然要我拆掉它？’晦，你觉得我会听她的话吗？我拿起剪刀，把刺绣拆了。当我拔出最后一根线的时候，我听到了‘嗬嗬’的叫声！‘瞧，’我说，‘汉努西娅，现在你遇上麻烦了！被你绣过的东西，都会马上消失。’从那以后，她变得小心翼翼，不愿失去的东西不绣，不是故意让它消失的东西也不绣。”

后来，除了我和祖父，邻居们也知道了这个秘密。他们开始回想以前有没有得罪过汉努西娅，万一她一生气，把自己绣成图案怎么办？其中有个邻居叫顿约，他想起曾经从我家鸡棚里偷过一只鸡，于是鼓足勇气找我祖母忏悔，同时还带来一只鹅作为补偿。祖母看他态度十分诚恳，便宽恕了他。

没想到第二天，布斯利太太跑来找我祖母要鹅，原来顿约送的那只鹅是她家的。但是有趣的是，后来那只鹅又被布斯利太太送回来了。她拿着鹅，对我祖母说：“汉努西娅夫人，请收下这只鹅，我求你可怜可怜我，把我丈夫绣走吧。我快被那个酒鬼逼死了。”

我祖母最恨酒鬼，她没多加考虑就开始绣布斯利先生。一个星期还没过去，布斯利太太又带着一只鹅，跑我家来恳求我祖母把布斯利先生还给她。

“别来烦我了。”祖母摆手让她离开。

“上帝啊，”布斯利太太开始抽泣，“我现在成了什么？寡妇也不是，女仆也不是！”

“你看起来像寡妇。”祖父说。

“哦，谁来帮我拧住鹅的脖子？”母亲问道。

“就算有一只鹅跑过来踢我屁股，我也不拆！”祖母发誓说。

“嗯，我真要动手了。”父亲扮了一个鬼脸，“我去拿刀，‘咔咔’，就解决了。”

父亲说话的时候，祖母拿出绣花布摊开放在桌上。

“不过送了一只公鹅，你的丈夫就变成刺绣了。瞧，我还特意把他的腿绣歪了，一眼就能看出他喝醉了。现在你想让我拆了它？”祖母说。

“刀在门厅那儿的楼梯下。”祖父说。

“我丈夫没那么糟糕，”布斯利太太哀号着，“有时候，他也会去打水……去店里买牛奶……”

“嗯，”祖母朝她挥了挥手，说，“你自己来吧，别蹲下来求我！”

于是布斯利太太把刺绣拆了。

第二天，布斯利先生喝得烂醉如泥。他让家里白白损失了两只鹅，布斯利太太简直被他气疯了。

祖母把头探出窗外，喊道：“你这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再喝酒，我立刻就把你绣回去！大不了让你太太再送两只鹅！”布斯利先生张嘴想说什么，但想想还是不作声为妙。

我祖母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她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自己绣成图案。愿她在天国得到安息。

（摘编自《小小说》）

白日焰火

邢庆杰

一大早，梅正山就开始收拾这座木楼，楼上楼下，桌椅橱柜，门窗屏风，都擦得干干净净，连楼梯都拖得一尘不染。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中共临城区委每月一次的例会要在这里召开。几天前，区委书记老魏来通知梅正山时，顺便告诉他，他加入组织的事，要在这次会议上研究表决。梅正山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一夜没睡。为了这次会议不受干扰，他昨天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梅正山曾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5月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凌，激起了梅正山的义愤，也激活了他对国家民族的担当意识。正当他重新定义人生意义的时候，父亲病危。作为梅家唯一的男丁，梅正山不得不回到这个千年古镇，从父亲手里接过镇上最大的粮行，还有祖宅上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木楼。父亲去世后，梅正山过了近十年悠闲的日子，粮行有掌柜和伙计，根本不用他操太多的心，他每天就待在家里这座木楼上，喝茶，读进步书籍，累了，也喝几杯当地产的烈酒。但他心中的热血，一直在默默地沸腾着。他终于等到了那一天，他在北京读书时的一个同学找上门来，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子。 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交通员老魏，现在的临城区委书记。

一切收拾利索后，梅正山又到地窖里搬上来一坛酒。这是当地产的“小米香”，65度，一坛足有20斤，他想开完会后，留同志们好好吃顿饭，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楼梯上忽然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老魏飞步跨了上来，脸色有些阴沉。

老魏从内线得到消息，昨天，区委交通员小于被捕了，敌人以他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相威胁……小于已经交代出今天区委会议的时间地点，形势已十分危急。今天来开会的除了老魏，还有九位同志，老魏只和其中的四位同志有联系，他启用紧急联系方式连夜通知了他们。其余五位，都是梅正山联系的人。

梅正山看了看怀表，已经快八点了，会议的集合时间是上午十点，逐一通知他们肯定是来不及了，他急得围着屋子直转圈。老魏说，目前办法只有一个，去镇外面的桥头上拦截，那是出入镇子的唯一通道。

梅正山带上驳壳枪，和老魏下了楼就往外走。刚出大门，两人同时退了回来。大门两边的胡同里，各站着四五个黑衣人，腰里都别着家伙。两人心知不妙，互相对望了一眼，又来到后门，发现后门的小巷子，也被黑衣人封锁了。

老魏重重地跺了一下脚，说，坏了，敌人早就盯上这里了，他们故意把我放进来的，现在出都出不去了！

梅正山压低声音，说，无妨，我们先不动，等到九点半时，我们就不断开枪，向同志们报警。

老魏点了点头，说，目前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两人上了二楼，沏上茶，刚喝了一杯；前院就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梅正山探头往楼下一看，七八个特务已经冲进了院子。老魏跑到后窗往外瞄了一眼，从后腰里拔出手枪，说，事情不妙，敌人从两面夹击，他们是想在集合时间之前解决我们。

梅正山问，那怎么办？

老魏说，打！要节约子弹，尽量拖延时间。

就听前院一个细嗓门喊，楼上的共党听着，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交出武器投降，保你们性命无忧，负隅反抗，只有死路一条！

梅正山隔窗打出一枪，喊话的特务应声栽倒！

刹那间，前院和后院枪声大作，子弹把墙板都击穿了，墙壁上呈现也一个个明亮的弹孔。老魏和梅正山各自躲在子弹打不到的死角，耐心地等待着。

过了一会儿，枪声渐渐停了，楼梯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老魏冲梅正山使了个眼色，两人同时冲向楼梯口，两把短枪同时打响，特务们惨叫着滚下了楼梯。

过了一杯茶的工夫，敌人找来了梯子，从前窗、后窗和楼梯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两人只得不断开枪阻击……

他们阻击了一个多小时，子弹全打光了。梅正山看了看怀表，才九点，离集合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梅正山把那坛烈酒打开，倾洒在桌椅上，屏风上，茶几上，墙壁上，窗棂和地板上……

敌人知道他们没有子弹了，大叫着“抓活的”，从楼梯上慢慢逼上来。

梅正山将坛子朝楼梯口砸了过去！在敌人的惊叫声中，他从容地取出火柴，划着一根，扔在地上。一股蓝色的火焰腾起，随即四处蔓延，一股火苗顺着地板上的酒迹，飞快地飘向楼梯，敌人惨叫着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不一会儿，大火冲天而起！这场大火越烧越旺，干透的木楼在大火中噼啪作响，烟火直冲云霄，在镇子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傍晚，大火才渐渐熄灭。

（选自《安徽文学》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