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南北朝以来，国家户口隐漏，“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相谷免租赋”。隋朝建立后，于开皇三年（583年）开始全国性括户运动，此次括户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大索貌阅，就是要把士族豪强长期以来隐占藏匿的户口括检出来，每家每户的人口都要按照性别、年龄、相貌核实查对，看是否与户籍上所载相符，找出没有登记在案的隐漏户口，重新给予登记；二是实行纠告，鼓励检举揭发，并给予一定的奖励；三是实行析籍，令大功以下（即堂兄弟姊妹）的已婚男子另立户头，不准与家人合为一户，这一措施是针对南北朝时“千丁共籍”而制定的。大索貌阅之后，大臣高颎建议推行输籍之法即按民众的资产定户等为上中下三等，并注册造籍，根据户等合理征派赋役，再一次括户。“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矣。”

——摘编自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

【推荐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在农民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由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的北方混乱，引起北方人民大量流亡江南，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不少于70万人，滞留山东境内的达20万人。北方农民的南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了南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人口亦有较大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便出现了天下田无荒弃的现象，按“黄册”登记的户口，户达16 052 860，口达60545 812，每户平均3. 77口。康熙五十年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存在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

——摘编自叶瑞汶《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材料二：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走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摘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材料一   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役制度，也叫摊丁入地、地丁合一。清代田赋主要征于民田，按亩派征，根据土地类别和肥痔高下分别规定不同科则。以征银为主，也征收一定的米、麦、豆、草等实物。除正税之外，田赋还有加征。征收田赋，若是银两，官府要把碎银铸成银上搬国库，铸造中的损耗，要粮户负担，名为火耗。若是粮食，要搬运仑储，有脚耗、雀耗、鼠耗等，也要粮户负担，名为美余，合称“耗美”。漕粮是一项特殊的田赋，征于山东、河南、江苏等八省。漕粮的随征加耗称为“滑项”，用补滑运、仓储折耗并充各项费用，名目繁多。白粮也有数颜较大的加征。清后期，盐税、商税等迅速增长，田赋却连原额都难以维持，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摘编自张扶植《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

材料二   北洋时期田赋大都沿用清制以地丁和漕粮为主，又将清朝税目归并。限定准收相当于征税10%的征收费。1915年后各种附加又卷土重来，多达百余种。1928年，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按亩征收之后各种附加、摊派失控，致税额增加几十倍。1941年税收体系更加紊乱。解放战争时，战乱导致全国经济发展缓慢，税制混乱。

——摘编自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趋势来看，农业产值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再加上此时的农业一般是自身效益低，社会效益高的弱质产业，农民属于社会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因此不少专家学者从减负增收角度，不断呼吁减免农业税，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努力消除“一国两制”“一国两策”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党中央以及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以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其次，这一时期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壮大，取消这部分税收对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不会造成多大震动，对全国财政收入总量和财政实力也影响不大，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因此从20年开始，我国全面开始农业税费改革直至2006年完全取消农业税。

——唐蒙《论农业税的演变历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