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没有哪个民族比雅典更重视自由演说,希腊文明与演说自由密切相关。在雅典,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演说家通过自己的雄辩才能,宣扬民主、自由,赢得多数人民的支持,完成自己民主改革的使命。由于雅典公民大会议事时留给演说家的时间并不多,因此,能够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演说家也只能是少数被人们信任的人。这些人往往成为城邦事务的实际领导者,利用人民的信任推行公民大会的决议。虽然演说家的出现往往招致反对派的不满,但他们作为城邦政治的孪生物,却能够积极维护公民的权利,捍卫城邦的政治地位,并使雅典公民大会一直对寡头政治取向心存警惕。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互动》

材料二   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往往也是军事将领,雅典将军普遍参与政治活动。公元前4世纪时期,将军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趋减弱,公民大会受到演说家的控制,演说家成为政治上的活跃者。亚里士多德认为,伯里克利是雅典将军参政向演说家参政的转折点,在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将军与演说家在政治上逐渐分离,演说家与将军区分十分明显。演说家的出现符合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演说家是雅典民主政治始终都存在的传统。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及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虽然给雅典将军提供了展示军事实力的舞台,但长期的海外作战,也割断了将军与政治的关系,雅典政治领袖逐渐由将军向演说家转变。

——摘编自晏绍祥、张岩《“沉默的”将军:古典时期雅典将军参政情况研究》

材料一：当代有人评论说：梭伦改革时国家政权机构和司法制度进行了民主化改革。……这些措施打破了贵族时政权的垄断，赋予平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为政治民主化开辞了道路。

材料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总统乔治•布什国庆日演说

材料三：“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材料一   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雅典人认为，繁琐的辩论虽然延长了决策时间，却可避免鲁莽行事带来的灾难。

……雅典议事成员经抽签选举产生，名额根据每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

……雅典各法庭审理的案件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各庭的房间、法庭主持人、水时计监督人、监票人的产生，也由抽签决定，其责任是一次性的，下次开庭需再次抽签。

材料二：万民法是“市民法”的对称。又称“各族人民的法”。罗马法中调整非罗马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在法的渊源上，主要采取裁判官告示或司法文件、法学家解答、皇帝敕令等形式。在内容上，更多的涉及财产关系和商业关系。体系较市民法更加完备，程序上较为简便灵活，更适用于维护罗马奴隶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具有某种国际法和自然法的性质，现代国际法的语源就直接来自万民法，产生于公元前242年。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给予地方政府独立行使政权的权力。秦朝建立后，地方行使政权要得到中央首肯，并接受中央监督。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由此出现大分裂。隋唐增强了中央政府处理地方事务的力度与效率。宋初，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导致“积贫积弱”。元朝，实行“行省制”，中央政府部分直接延伸向地方政府。明清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力。

——摘编自孙萍、白路路《我国古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历史演变》

材料二   独立后的北美13州曾经历了11年短暂的邦联制时期：州几乎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而邦联政府却软弱无力。……在联邦党人的鼓吹和推动下，美国于1787年制定了宪法，开始寻求改变。

——刘世洪《纵向制机：变化中的美国中央——地方关系》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后，村民自治迅速发展，到1997年底，全国共有91万个村民委员会的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大部分农村有9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199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组织。

——据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宋元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也曾推出一些有利于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措施。明太祖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奏章，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算是为政治表达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清朝前期，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政府允许纳赀捐官，并不断扩充科举录取的名额。

——摘编自徐军《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215年，英国颁布《大宪章》，主要是重申王国贵族的封建权利和防止国王侵夺这些权利。《大宪章》宣布了国王不可擅自征税的原则，强调除传统捐税贡赋外，任何赋税的征收都必须得到以大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国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大会议有权成立一个由25名男爵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监督国王和大臣的行为。1238年，大会议的全体会议改称议会。13世纪中叶，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议会。议会成为制定法律的重要机构，也是各阶层同国王斗争、争取权利的合法工具。国王定期召开议会逐渐制度化。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三   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2月9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做出决定，拒绝恢复特朗普政府的七国“穆斯林禁令”。

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17年4月7日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尼尔·戈萨奇出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

在特朗普签署以促进国内石化能源生产的“能源独立”行政命令后，加州州长和纽约州州长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其“对基础科学的忽视令人震惊”。两州决定发布比奥巴马法案目标更为严格的减排声明。

材料一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是适应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而建立起来的。两汉时期，朝廷设立各级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监察机构开始独立于行政系统。监察官员的品级比相应行政官员的级别低，但职权较大，如隋朝御史大夫为从三品，但其监察范围包括公卿宰相和各级官员。唐朝以来，各朝推行“检举、控告、采访调查、深入部门定期检查、重大政治活动亲临现场督察以及考课督察结合”等方式，以保证监察效能的实现。宋代设立监司、监州，完善地方监察体系。清朝不仅在全国设十五道监察御史，还规定都御史统辖省按察使。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制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事项的监督检查，包括：网意、纠正、纠华、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材料一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的党组织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工作。1940年2月，山东分局决定设立政府工作部，以统一领导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规定各区行政机构依次为主任公署、专员公署、县政府、区、村公所，要求各级政权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在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后，同年6月8日，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政权工作的重要性，经常关心政权工作，选派优秀干部做政权工作；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党团组织，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党委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督政府工作；各级政府、参议会要实行“三三制”原则。

——摘编自丁龙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材料二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和奋斗，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珍惜自己的实践成果，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政治制度模式。

——执编自黄勇《现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要求打破封建 专制的束缚,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西方民主政治一般有两种模式:英美式民主和欧洲大陆式民主。

——摘编自徐衍昌 张仙君《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创建与发展》

材料二   辛亥革命胜利后,制定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总统制,成立了临时参议院,政治团体也伴随着西方近代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但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衰弱和地方势力的增强,逐渐形成割据局势;民初政党大多为利益所 驱动而成为民主的祸患,政党不过成为争权夺利的傀儡;议员大多为地方都督指派,使议会屈居于北洋派的淫威之下;“因人制法”虽是为了保住革命的果实,但使人的意志高于法的意 志,不免使《临时约法》缺乏威慑力。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实践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走向了 失败。

——摘编自赵贺怡《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初实践》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形成了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确立了帮 助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在民族地区实行利于各民族平等、团结、联合和共同 发展进步的最适当的政治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取得了一系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成果。

——摘编自黄百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材料一   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成功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边区第二届参议员219名，除共产党员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86人；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 592人。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摘编自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