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实行宪法宣誓制度；2018年3月11日宪法宣誓制度栽入法；2018年3月17日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举行宪法宣誓活动。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形式，宪法宣誓是推进宪法从文本走向现实的一场庄严的仪式，是政治文明和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样做，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取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一   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制定《吕刑》。秦朝制定《秦律》，这是一部十分严苛的法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死刑多达十几种。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它集成了古代立法传统，将各种法规融为一炉，采取了刑事立法的形式，全部法律都围绕“罪”和“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唐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还规定如果赃证已经明确，“理不可疑”，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犯罪事实进行判决。《唐律疏议》成为以后历代刑律蓝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

材料二   公法是以保护调整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私法是以强调保护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法律。与古代中国侧重公法不同，罗马帝国时期立法以私法为主要侧重点。罗马法广泛借鉴外邦人法规，着重调解贸易及财产等经济和民事纠纷，适应了帝国时期社会发展要求。3世纪以后形成了著名查士丁尼法典，内容包括历代罗马皇帝颁布的敕令，人与人关系、财产关系和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不同时期法学家对罗马法提出的各种学说和解释。它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到完备阶段，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制的先声，19世纪以来，欧洲大多数国家皆以罗马法为法律基础制定本国法律制度。

材料一   1618—1648年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战后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和确立了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维护和平、协商解决争执等一系列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准则，宣告了近代国际法的产生。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对抗一些欧洲国家的干涉，提出了国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国家主权原则、领土完整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在战争中贯彻人道主义原则等等，它们成为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又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签定了一系列国际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许多国际法的原则，进一步扩大了国际法的领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又提出了一系列的国际原则，例如保护关系、势力范围、合法干涉、领事裁判权制度、租界 、租借地等等，这些规定使资本主义初期确立的一些进步原则和规则名存实亡。

——摘编自陈文学《国际法对战争及使用武力的规范》等

材料二   美国参议员约翰逊在参议院就《非战公约》进行辩论时，说它是“无舵之船，无屋宇之衙衢，无字之书，无剑之鞘，无指针之钟表，无花朵之花冠……无菜肴之餐桌”。

——王明中《评凯洛格非战公约》

材料一       元朝宣政院“掌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与中书省等同为四大中央政府机构。官吏铨选、机务处理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必经过中书省。遇吐蕃有重大问题，则派设行宣政院前往该地处理。

清初统治者高度重视蒙古事务，入关前便设立理藩院专司其事。入关以后，随着边疆各地与内地和中央政府关系的加强，回部、番部（藏族）事务，及与俄罗斯、廓尔喀的外交事务也划归理藩院管理。理藩院级同六部，设尚书、侍郎各官。理藩院的设置及其工作，帮助清朝实现了对东北、北方、西北、西藏地区的有效管辖，避免了明代曾经出现的边疆战争不绝、动荡不宁、各族叛附不定的局面，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作为独立立法体系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法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是以独立主权的国家为基础的。

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订立之后，在欧洲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个公约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使国际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邓正来《王铁崖文集》

材料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事关民族工作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做出了全面布置。

——摘编自《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13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