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克、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二   明清时期对外国策的变化，以及东西方传统商路的改道，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从14、15世纪开始，欧洲人另辟的新商路使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崭新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商业革命、价格革命、积极的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

材料一   明代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闽、粤等地大力发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发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民谚也变为“湖广熟，天下足”。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

材料二   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大运河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工程。图1、图2分别为隋朝和元朝的大运河路线图。

材料二：清初，清查人丁数字以征丁赋，顺治八年（1651）丁数约1400万，至康熙五十年（1711）已恢复到2460万。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大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全国人口已达到4.1亿。……“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相当于固定和取消人头税，既刺激了人口生殖，又消除了隐匿人口不报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更为强化，对定居乃至流动人口的清查更加严密，技术手段不断完善。版图扩张和改土归流也增加了不少新注籍的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推动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清政府重农政策引导下，土地开发范围更广，利用亦更为精密。番薯、玉米一类高产作物的引进和广泛种植，使客观上有可能养活更多的人。

——摘编自《清代的经济与社会》

材料一   1494年1月，哥伦布写给西班牙国王夫妇的报告

粮食应该（继续）运到这里，直到我们在这里播种和栽种的（作物和果菜）收获为止。我们要的是小麦、大麦和葡萄藤，后者今年（按，应为去年）栽种得较少，因为开始时不能为葡萄挑选好田地。虽然这样我们还是播下了一些种子，诚然，主要是为了试试地力.它看来极好，因此可以期待今后从中缓解我们的食物匮乏……包括甘蔗。后者我们在这里也栽种了一些，也生长得很好。

应该运来一些活羊，最好是羊羔，母的比公的更好；还要公母都有的牛犊。前来的每一艘船都应该带上公驴和母驴、母马，以便运输重物和干地里的活。要知道这里没有能助人一臂之力且对人有益的役畜……应看到，为了养活要在这里定居的人，这里多么需要有角的牛羊和驮载的役畜……如果在这个移民数（指一千人）中有一百骑兵，那将很不错，而且是甚为有益的。

——摘编自张箭《哥伦布第二次远航与旧大陆生物初传美洲》

材料二   玉米比小米、高粱和块茎植物要容易保存得多。因此，酋长和国王们可以通过集中储存、集中分配食物来实现权力的最大化。在非洲西部的林带，玉米推进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国家的产生。阿萨迪王国自17世纪70年代后开始进行扩张，而其先头部队就以玉米为食，因为士兵们在远方的战役中可以随身携带这些食物。对于商人驼队来说，玉米也是很好的便携食品。因此，玉米还促成了包括奴隶贸易在内的大西洋非洲的商业化。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材料一   马铃薯传播方向

材料二   马铃薯传入欧洲后，除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60年代起，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帕门梯耶尔设土豆宴款待上层人士，劝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穿有马铃薯花图案的衣服、在纽扣上别新鲜马铃薯花，在巴黎郊区种了40英亩土豆，任由饥饿和好奇的人们偷窃、食用、试种。1774年，他出版《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详细介绍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和可辅助治疗各种疾病。法国的马铃薯种植和食用有了很大发展。到1815年，法国的年产量飙升到2100万公石，1840年猛涨到11700万公石。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它在世界上的发展与传播》

材料一   中国政治协商传统以“天下公义”为立论依据，倡导“和而不同”的协商原则……其实践具体表现为体制内的“咨询”、“朝议”、“谏议”和体制外的“清议”、“乡议”。西周至春秋，天子和诸侯均设立“三朝”制度以咨询意见，秦汉以后，“朝议”虽有“廷议”和“集议”之别，但都是皇权决策的一种辅助手段。“清议”随着士阶层的兴起而逐渐产生，主要批评当时的混乱政治，正所谓“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乡议”是宗族或乡绅在处理公共事务时进行的协商讨论。无论是士人的“清议”还是基层的“乡议”，都成为国家（官府）与平民之间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很长时期内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卢兴、吴倩《中国古代政治协商传统的思想内涵与基本特征》

材料二   随着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共对建国程序作出重大调整，“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新的选择。可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这一代表民意的特殊形式，集中体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得了合法地位。《共同纲领》规定国家政权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过渡性。当1952年底新生政权已基本巩固，进行全国普选进而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方面条件已基本具备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便呼之欲出了。

——摘编自覃敏健《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 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国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材料一   汉武帝即位十余年间庞大的军政费用把西汉前期积累的巨额财富消耗殆尽，地方豪强和富商大贾的势力迅速发展，富商大贾“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农民破产流亡，“背本趋末者甚众”。为此，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包括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均输（国家统一征收、转销、调运货物）平准（国家平抑物价）算缗（对商人、工商业兼营者和高利贷者加征财产税）告缗（对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等。

——摘编自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

材料二   唐代前期实行的基本赋役制度是租庸调。据《通典》记载，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总人口为52918309人，其中不负担租庸调的竟有44700988人。建中元年（780年），德宗下令：“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为夏、秋两税。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放免。其丁租庸调，并入两税。”两税按户等征钱，按田亩征米粟，租庸调和其他杂税一概并入两税，即所谓“租庸杂徭悉省”，改变了国“自输月送无休息”的情况。行两税法后，“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张帆《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材料三   宋代政府把商业看成是国家财政的巨大宝库。对于国家而言，一味地压制商业，只注重农业的发展同允许商业有一定发展，给商人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以获得高额商业利润相比，后者更能适应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人阶层已崛起成为整个宋代社会中一支重要而又最具活力的社会力量。大大便利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商业资本，也由此而直接导致了国家商税的不断增加。

——摘编自冯葚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一   自契丹侵取燕、蓟（指幽云十六州）以北，拓跋（指党项族）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指中原）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号位，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指辽、西夏）所为，皆与中国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材料二   宋朝赋税摊派“当先富后贫，自近及远”。富者多担、贫者少担的赋役征收原则和形式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宋代制度规定“灾伤二分至五分为小饥，放税在二分至五分之间……为大饥，放税也在七分至十分之间”。北宋还新创多种赋税缓征制度，如展限即在缴纳期限外再给予延迟缴纳的明确时限。这种赋役制度发挥了保障财政供给和调节贫富、维持稳定的双重作用。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高峰期，形成了救荒、济贫、扶弱三个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仓储备荒、灾伤赈济、日常救助等措施。

——摘编自黄纯艳《北宋何以“百年无内乱”》

材料三   秦汉以来，地方行政区别大抵依山川地形的自然地理界限来确定，客观上容易被地方长官当作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元代分省建置，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这样朝廷就比较容易控制了。……各行省的财赋支用权在成宗以后被规定在一千锭以下，司法方面，行省不得擅行诛杀，各地成兵布置、调也始终由朝廷直接掌握。

——摘编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如图所示

材料三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晋书·段灼传》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

材料四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玄宗之末，版籍（指户口册）浸坏……至是（780年），炎建议作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杂徭悉省。……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旧唐书·杨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