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自人类诞生起，人类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掌握时间。为了整理过去，我们求助于不同的调，比如说“年代”“时代”以及“周期”。但是在我看来比较合适的是“时期”这个词，到20世纪又派生出“历史分期”的形式，它表明的是人类在某一时间的活动，并且强调这样的分期不是中立的。人们将时间切割成时期的理由常常来自某些定义，这些定义强调了人们赋予这些时期的意义与价值。

——摘自（法）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材料：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问题，是一个政治体系得以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从历时性演变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传统的演变特征主要表现为经历了由“神权”“宗法”到“民本”这一转变过程。这三种合法性传统分别在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充当着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主导角色，进而影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塑造与变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而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渐进性历史演变过程。其演变过程，不仅仅是指从时间性方面进行把握，更要着眼于政治合法性基础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情境”以及相应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

——摘编自赵帅《神权、宗法与民本：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的演变逻辑》

材料   有学者认为国家形成的路径概括起来有四条：分别是管理型国家、压迫型国家、征服型国家和军事型国家。

——据何增科《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材料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族“为一极巩固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梁启超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探讨，并总结概括出以下八个原因（主要是共同性和包容性），如表所示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材料   18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中国历史时，他们感觉这个帝国从早期（秦汉）到晚期（明清）好像没有大变化，于是产生了“停滞”的说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历史前后期的各种变迁被不断揭示出来。到20世纪，人们认为中国历史并不是一成不变，是一个动态上升的进程。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材料   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环境的不稳定性。由于环境的不稳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不太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异和制度规则的差异。

在分析人类知识的演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而应归功于适应性变革，即通过“试错”，通过对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调整和改良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材料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根据《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