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知情不报被视为“故纵”罪论处），而废格沮诽穷治（搁置、诽谤皇帝诏令者处以极刑）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受牵连而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摘编自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   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辛未，（唐太宗）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全部回返），诏悉原（赦免）之。

——摘编自刘昫等《旧唐书·太宗本纪》

材料三   作为国家乃至百姓的信仰和行为准则的教化规范，儒家思想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日益神圣化。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尊崇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俨然成为国教，对刑罚的影响巨大，甚至成为判定刑罚轻重的决定因素。儒家思想与刑罚互动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儒家的仁德思想在本质上与酷刑思想相冲突，客观上起到了抑制酷刑泛滥的作用；二是儒家思想与酷刑有着共同的目标——维护统治秩序，儒家思想又成为维护和推动酷刑的一种力量。于是，在刑罚上出现了儒家思想的二律背反——对我国古代酷刑的抑制与推动两种不同的作用。

——摘编自许便红《论儒家思想抑制与推动中国古代酷刑的二律背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分裂动荡，新兴地主阶级纷纷通过公布成文法来打破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特权，为法律教育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加之，旧有的官学教育衰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学术的下沉为法律教育提供了知识和人才保障。这一时期出现了儒、墨、道、法等学派鼎立的局面，其中一批精研法律的法家学者，通过开办私学来传授法律知识。

宋代重视法律，提倡法律教育，使法律知识在民间广为传播，不管权贵还是平民都受到了法律知识的熏陶。宋朝统治者禁止民间百姓私自学习法律知识，限制平民百姓私自传播相关的法律课本。

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将《大诰》三篇颁诸学官，作为国子监学生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乡里则由塾师教授《大诰》。清康熙亲颁十六条“上谕”，宣传法律和道德，其中写道：“敦孝弟以众人伦……和乡党以息争讼……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诚匿逃以免株连。”

清康熙十六条上谕颁布后，立即有官员编写《上谕和律集解》，逐条将其含义，然后阐明违反各条内容的行为，附以大清律应受何种惩罚。对于康熙后来发布的圣谕除逐条讲解并附有相应律文的之外，还编了诗歌在民间传颂。

——摘编自郑晓龙《从律学兴衰看传统法律教育之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