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时，多数人称赞商鞅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韩非、李斯等称颂商鞅推行法治、富国强兵、移风易俗的治秦功绩。汉代以后，称颂商鞅的少，非难商鞅的多。贾谊驳斥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高告奸”；司马迁认为商鞅不重视道德和教化，其评价亦成为后人关注商鞅的标杆。宋代学者主张效仿上古“王道之政”，期冀重回太平盛世，因此批判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改革秦人风俗习惯的措施，而商鞅军事、耕战、“令出必行”等法律方面的思想在宋代则受到重视。

——摘编自李香玉《变法视野下宋代商鞅评价研究》

材料二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

材料一　　下列为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组图片

材料二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官奴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摘自《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有学者认为，北魏孝文帝登基时与商鞅初到秦国时所面临的形势差不多，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已经很久，拓跋贵族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如南方；而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东方六国，“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材料   秦国在面对强邻魏国的威胁与进攻的情势下，秦献公时代被迫进行改革，但改革力度尚小，到了秦孝公时代，由商鞅主持的变法真正地开启秦国改革的序幕。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国实行变法的经验，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对法家政策作了进一步发展，后来居上，变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商鞅领导的全国改革经历了两波，分别发生在前356年和前350年。第一次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编组全民监督网，即“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二是强行小家庭制，力促增产。三是奖励军功。四是重订爵禄秩序等级，以显尊严。第二次改革的内容主要如下：一是禁大家制，行分户令。二是统一度量衡，颁标准器。三是重整耕地，征收口赋。四是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五是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摘编自李警林《秦国崛起背景下的商鞅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

材料宋初贡举，多承唐、五代旧制，取士科目主要有进士、诸科。进士主要试诗赋，兼试论、策，诸科则主要试帖经、墨义。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之前，虽在考试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对于贡举科目、考试内容却因循守旧。熙宁二年，王安石擢为参知政事，进行贡举改革，主张经术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通经为了致用，于是罢明经、诸科，以进士一科取士，断然罢诗赋，专以论策试进士。熙宁六年设明法科，规定进士及第后，必须经过律令大义和断案的考试，才能授官。熙宁八年，由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作为全国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范本颁行全国，实行“一道德”。

——摘编自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

材料一王安石的一些变法令上，往往有“皆以为民”，“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的言论。青苗法公布时宣称“公家无所利其入”，“依陕西青苗例钱”不收利息。在各地推行时，有的收息二分，有的收息三分，而且城廓户和乡村上户都被抑配青苗钱。农民在纳苗钱时大量支付钱币，使得“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大臣孙傅后来对宋钦宗说：“祖宗法惠民，熙丰（宋神宗年号）法惠国。”

——摘编自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

材料二（司马光）批评青苗法的执行，……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李存山《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

材料三中国传统士大夫对聚敛之臣素所轻视，至于政府经商（均输、市易）放利（青苗），更认为不成体统。……一般地主奸商，因奸利被夺，亦推波助澜，更增反对的声浪。……当时所有的名臣……或被告排斥，或自动求去。他（指王安石）全力提拔的吕惠卿却是暗中伤他、只求得保一己权位的奸人。

——李定一《中华史纲》

【推荐3】【厉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l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从偏处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转变为全国性的政权，并定都北京。清代在继承明代“治河保清”国策的基础上，加大了对黄河、运河的综合治理。明代的河工体制为清代所继承，但随着国家的安定以及河道形势与治河目的的变化，清廷在康熙和雍正时期对河工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

清政府逐渐通过管河分司的裁并归道改革，实现了管河体制的划一；通过将治河权责从工部转移到总河衙门，大大减少了河道衙门系统在治河中所受到的掣肘。此外，随着国家河工从黄、运两河扩展到直隶诸河，河工治理方式也由以河为纲转变为划区分治。这些变革，使得清代河工体制得到良性发展，这一体制在乾隆初期基本定型，并在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之前保持了大致的稳定。

——摘编自江晓成《前清河工体制变革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前期河工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前期河工体制改革的意义。

材料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科举改革的谕旨，主要内容是：在乡试、会试中以策论取代八股文；调整乡试、会试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每场发榜一次，上榜者方可参加次场考试。这次改革因政变而中断。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的深入，废除科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但废科举事关重大，阻力重重。于是，清政府采取回避的态度，对科举制进行局部改革。1901年6月至8月，清廷停止武科举，文科举取消八股，乡、会试改用策论，注重实学和时务，“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

——改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材料一   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 政府派员分赴各地调查民商事习惯，并强调：“中国幅员广远，各省地大物博，习尚不同。使非人情风俗洞激无遗，恐创定法规，必多窒碍。”至1910年，《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共分五编，前三编主要是以日本公布的民法为蓝本，同时对德国、瑞士的民法有所参考，采纳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过失致人损害应予赔偿等近代民法基本原则。后两编(亲属和继承)虽也采纳了一些西方新制，但更注重的是中国固有的礼教民俗。

——摘编自李启成《中国法律史讲义》

材料二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1979年，第三次启动编纂民法的工作。由于当时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立法机关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思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

1999年和2004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2002年，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开始，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2015年，第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修改已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新情况作出新规定。 2020年，民法总则与民法典各分编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

——摘编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材料一 清代密折制规定，臣工若需奏事，可绕开内阁、通政司直送皇帝。皇帝阅看后，若有批示，便随折发还具折人晓谕。很多官场隐私及地方动静，不便公开于众的事，都可径直报告，而皇帝也从中了解过去从题本中无法获知的信息，扩展了政治视野。为了追究某事的原委或某人的根底，皇帝还可通过朱批再令有关人员密奏，对于沟通上下情况，增加决策准确度，具有相当作用。所以，特准密折言事的官员，也从原来少数的皇帝亲信，逐渐向外层扩展。到了雍正以后，规定朝廷内外的高级官员，凡属“宜守机密”，或“应速上闻”之事，都可密折言事。又确定，凡经朱批的奏折，必须按时如数上缴朝廷。

——摘编自李世愉、王政尧主编《中国大通史》

材料二 尽管宪政产生的历史条件、生长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宪政的具体模式和实现机制可以千差万别，但宪政的核心理念与价值却是一以贯之的。鸦片战争的狂风骤雨，深深动摇了古老帝国的根基，也唤醒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随着满清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渐加深、军事外交的接连失败，以及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与解体，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为当时中华民族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宪政，这一西方的近代文明之物，被视为一剂救世良方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由此拉开了宪政中国化的序幕。虽然宪政运动在近代中国潮声涛起、风起云涌，但却始终如雨打浮萍，命运多舛，终究未能在这块异地他乡安身立命，“宪政”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未竟的话题。

——摘编自苗连营《世界宪政文明体系里的“中国色彩”》

材料一 1381年，明太祖对户籍立法进行改革，实行黄册制度。黄册以里为单位（每110户为1里），又编绘鱼鳞图册以登录田土，所谓“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明朝户籍有严格的类别区分，由于官僚机构的衰朽，这套制度不能很好地执行。

——选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

材料二 1911年，清廷制定了《户籍法》，作出关于户口及其变动事项的合法登记程序及管理机关的规定，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同时，商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也有利于人口流动和自由迁徙。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重新实行保甲制度，连保连坐，实质是将中国最基层单位——乡村中的居民捆绑在一起，强迫民众承担各种义务。

——马福云《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三 下表是新中国成立后户籍制度变迁的相关文件。

【推荐2】【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53年，为了解决粮食收购困难，保证国家掌握物资资源进而加快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也就是说以政府定价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对城市人口实行计划供应。这一政策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大幅度增长，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缩小农副产品的统购范围，降低征购指标。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购的品种和范围，到年底，统购品种从1980年的183种减少38种，实行了32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1985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规定国家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家取消指令性粮食生产和销售计划，农产品由市场定价，统购统销政策真正取消了。

——摘编自王瑞芳《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78年后统购统销政策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78年后统购统销政策改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