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周边众多民族，秦、汉王朝分设典客和大鸿，专职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秦王朝在西北地区设陇西、北地、上郡3郡，汉王朝则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了朔方、酒泉等郡。边之郡县，既任命汉族的官员，谓之以流官治其土，又封少数民族的首领为王、侯，谓之以土官治其民。鉴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边郡之税一般无定制定颜，甚至可以减免，爽首领也只需解纳土贡。为充实边那，秦议还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成以充之”，并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各民族结友好关系。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摘编自李饮《论唐朝民族政策的特点》

材料一   唐朝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连称，本义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

——据张帆等《中国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也全力以赴地弘扬“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不断吸收周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的成分，逐渐形成华夏民族。相传同文王的伯父大伯、仲雍与当地的民族结合，形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吴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和越开发了东南地区；秦人和西戎诸族共同开发了西北地区；楚地的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相交融，共同开发了长江中游地区。最后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可视为多民族交融的过程；到了汉朝，华夏族进一步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扩大为人口近6000万的民族，后来遂称汉族。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要全面理解“大一统”的演进，游牧民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耕区，时而通过贸易，时而通过战争而彼此发生关系。在没进入南方以前，他们的压力促使南方形成以农耕区为主体的大一统；在进入中原之后，他们大多积极学习中原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与原有的中原政权分享或争夺正统；而从元朝到清朝，中华大一统格局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向“大中国”时代迈进。

——摘编自李勇刚：《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

我中华民族本部多为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箭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为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轻。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1912年）

材料一   周朝建立后，以血脉等亲疏关系为纽带，分封了数量庞大的诸侯国，在周礼和周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形成了以周人为核心的华夏族雏形。至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族群大迁徙、大流动、大融合的高潮。蛮、夷、戎、狄在中原诸国的争霸战争中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与华夏族渐成杂居状态。随着族群融合的深化和文化认同的扩大，各大诸侯国均自奉为华夏正统，这就造就了诸侯领土的总和即为华夏疆域的共同认识。

——摘编自刘再营《周人、秦人与早期华夏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辛亥革命革命使古老的中国由封建“家天下”的王朝国家，转化成为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主权国家；它使过去以汉族为中心、以“夷夏之别”来构成民族级差序列的古代民族转化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且在制度与宪法方面完成了古代国家、民族向近代国家、民族的转型。

——郭姝娅在《论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及民族观的影响》

材料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表《宣言书》，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材料四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激发起中国人民最激烈的抗争。战争的苦难使得中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并且在抗战过程中塑造出宝贵的财富，在民族精神、政治智慧、制度创新等方面形成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不仅保障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并且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三三制”的制度原则，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1941年后还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乡和1个蒙民自治区陕甘宁边区。

——摘编自朱金春《抗战历史遗产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材料五   中国疆域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东北渔猎耕牧、雪域牧耕、海上文明这五大文明板块构成，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文明板块彼此交流、渐次统合，最终构成了中国疆域。今天，面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我们要坚持“四个共同”理念，即：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在与各民族平等相待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陈永亮《“四个共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的多维解析》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有一个演变过程。前期更侧重于血缘上与周王室的亲疏，强调华夏诸国是同胞兄弟，夷狄是外族。到春秋中后期，“华夷之辨“在内涵上更专注于文化上的进步与落后，把是否认同华夏礼乐文明作为区分夷夏的标准。这样就形成了以文明与野蛮而不是以种族来区分华夷的观点。“华夷之辨”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并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抵御相对落后的游猎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征服。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总结和肯定了以前民族交融的成果，又促进了这一交融进程的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从方式上看，既有各族人民在友好交往中的相互影响，又有统治者的主动政策，还有在血与火的民族斗争中的附带同化。在内容上，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在与汉族交融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优秀思想文化，如胡乐、胡舞、胡饼、尊重妇女的意识、胡汉之别观念的淡化等，给汉族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隋唐与魏晋南北朝时民族交融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频繁的民族迁徙,没有各族之间的争战、割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族之间的同化、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而是在统一政权下内地汉族统治阶级通过各种政令、措施,逐渐同化、融合周边各族,或周边各族与邻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自然融合;汉化仍然是隋唐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

——周伟洲《试论隋唐时期西北民族融合的趋势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