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不断吸收周围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族的成分，逐渐形成华夏民族。相传同文王的伯父大伯、仲雍与当地的民族结合，形成兼有商、周和当地特点的吴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和越开发了东南地区；秦人和西戎诸族共同开发了西北地区；楚地的华夏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相交融，共同开发了长江中游地区。最后秦灭六国，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的过程也可视为多民族交融的过程；到了汉朝，华夏族进一步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扩大为人口近6000万的民族，后来遂称汉族。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

要全面理解“大一统”的演进，游牧民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基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耕区，时而通过贸易，时而通过战争而彼此发生关系。在没进入南方以前，他们的压力促使南方形成以农耕区为主体的大一统；在进入中原之后，他们大多积极学习中原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与原有的中原政权分享或争夺正统；而从元朝到清朝，中华大一统格局得到极大的拓展和深化，向“大中国”时代迈进。

——摘编自李勇刚：《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

我中华民族本部多为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箭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为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轻。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1912年）

材料   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材料一   元光元年，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尔。此后，郡国每岁荐举孝廉，由朝廷加以考核，任命为官，成为定制。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材料二   曹魏黄初元年，魏文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通典》

材料三   （卢商）早孤，家窭（jù，贫寒）困，能以学自奋。举进士、拔萃，皆中。由校书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余迁，至大理卿。……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新唐书》

材料四   唐太宗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今专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

材料一：隋唐两代，以高度的凝聚力继承了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旺盛的消化吸收力融汇了外来文化的新鲜养料，以超越前人的创造造就了当时第一流水平的具有世界性的隋唐文化，以空前的拓展力远播异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今天，海外的华人仍自称唐人，以纪念这个金光灿烂的时代。

——摘编自王仁波主编《隋唐文化》

材料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大体在隋唐时期，包括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是东方文化中最大的一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共同特点是：（1）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为基础，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取向和思维方式；（2）努力接受和传播中国式的佛教文化；（3）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型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4）接受或吸收汉语的文字范式而创造出本国或本地区的语言文字。

——摘编自南开大学李喜所《“中华文化圈”的时空解读》

材料一   董仲舒建议：“臣愚以为使诸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

——《资治通鉴》

材料二   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晋书》

材料三   科举制包含着这样几种基本精神：一曰公开平等，二曰竞争择优，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内行管理。这些精神也是西方现代组织理论所强调的普遍主义与感情无涉原则。科举制为统治阶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具有很高人文素养的行政管理人才，它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世袭垄断，限制了皇帝、宰相的权力，极大地提高了平民知识分子投身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2013年12月4日人才交流网

材料四   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材料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