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纵观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的发展趋势，其选拔范围在不断地走向扩大和开放，逐渐由统治阶级内部选拔发展向全社会开放。隋唐时期，中国再度实现了大一统，创立科举制，把平等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人士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使封建政府可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各个管理部门。

——摘编自张国安《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材料二： 资产阶级对政府官员进行了划分凡是选举产生的官员和由这些官员从政治角度考虑而任命的其他官员，有任期的限制，须随政府的进退而进退，他们被称作政务官，凡是不受选举和政府更替的影响，无重大过失不得免职的官员，被称为事务官。如此，政务官员可更换，以继续体现和保证了政党政治的特点事务官员不得更换，则体现和保证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避免了原来那种周期性的政治动荡。对政府官员的这种区分，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成熟，也导致了西方国家文官队伍的产生。……在西方国家文官制度形成的过程中，通过考试择优录用政府官员制变的建立，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政党分肥时期任人唯亲、埋没人才的现象，保证了政府官员的素质，促使了文官集团的形成。   

——秋雨《西方文官制度》

官员的选拔与管理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材料一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摘自邹一南《浅谈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予以适应性改造。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西方的文官制度考试一般分为笔试和复试，对通过考试的官员进行分类，建立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以及职前培训制度，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从而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玥《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设计颁布了政府的人事制度，“官吏”称谓逐渐被“公务员”代替。从1929年制定《公务员任用条例》，到1933年颁布《公务员任用法》，标志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务员制度以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继承、吸收了中国传统考试监察制度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精华。公务员的选任由最高考试机关——考试院负责，“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29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部《考试法》，此后又颁布一系列法规。孙中山关于文官考试的思想主张，几乎全部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不同于北洋政府的相关法规，《考试法》允许女子参加考试，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平等性。

——摘编自统编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教材《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在京师建立太学……学成考试合格,可授予官职……但是,如果不为地方所举,仍不能做官。

——摘编自邹玉峰《新解“新格局”一隋唐政治格局中的“古的”与“新意”》

材料二 南朝梁武帝时,有一交趾人并诏者,富于词藻,诣选求官,而吏部尚书蔡撙以并姓无前贤,除(任命)广旧门邮(守门的小官).蔡撙贤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洪迈《容斋随笔》

材料三 隋唐开始的科举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自隋唐以后,各代“大小之官,悉听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像、贵族的行列。这样一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963年，宋太祖令判大理寺事窦仪主持立法，数月后，《宋刑统》制定完成，成为反贪倡廉的主要律条，《诫告贪污诏》等多类反贪法律亦相继颁行。宋代中央专门设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监察事务，御史甚至可以“风闻”言事，即使纯属捕风捉影，也不承担诬告责任，算合法监督。宋代还通过官员、儒士等的奏折、上书或社会评议等形式的舆论对官员进行监督与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官枉法之行，确立了追求清正廉洁、重义轻利的良好道德取向。由此，宋初“与民休息”的仁政得到顺利贯彻，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摘编自张全明《宋代廉政措施的特点与实效》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亲自三编《大诰》，将之与《大明律》并行作司法依据，并以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等重刑案例“警省愚顽”。太祖“许境内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联名赴京状奏”，亦许民将贪官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太祖以重典治吏，规定：“赃至六十以上者，枭首示众”；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者，也要处斩。御史余敏等人告发郭桓等贪污税粮，侵吞国库，太祖亲自审问，追回赃粮。《明史·循吏传》称：“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摘编自彭勇《明史》

材料一 从“惟才是择”到“分省取士”

科举制肇始于隋，到唐朝中后期，从朝廷到民间都认可了科举正途的地位。宋代时期的科举发生着很大变化。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为28.4%；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提出了“逐路取人”思路，用今天的眼光看有着补偿性正义的因素，但欧阳修为代表的维护“不论东西南北人，而惟才是择”旧制度的主张占据了上风，这一主张呈现出“凭才取人”的程序性正义原则。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为0.08%。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一榜录取的52人全是南方人，北方士人大哗。朱元璋处死二十余人，重新考试，制造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1427年南北卷制度诞生。清朝顺治年间，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分省取中”制度，各地士人更关注本省籍士子的会试名额。政府以各地文风高下、赋税轻重多寡等分配各省的学额、中额。“分省取中制”可以说是影响了日后数百年的考试制度。

——郭晔旻《艰难的平衡•录取名额的划分之道》

材料二 孙中山借鉴西方近代文官考试经验，吸取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合理内核，创立了“五权分立”、考试任官的政治学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颁布了《文官考试委员官职令草案》《文官考试令草案》《文官任职令》《文官保障法草案》《文官惩戒条例》等，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制度。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公务员任用法》，标志中国近代公务员制度初步确定。国民政府对非国民党员采取限制政策，一些地方实力派也把公务员制度视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人事渗透、瓦解其统治基础的阴谋，抗战时期及至解放战争时期公务员法难以推行，步履维艰，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没有。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一   北宋南北方籍进士所占比例

——摘编自乔亦婷《宋代进士的时空分布及成因》

材料二   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明政府于京师举行科考会试，试后取录了宋综等52人，均为南方士人，而北方士人则无一人取中。放榜之后，舆论大哗，招致北方士人举子强烈不满。之后，明太祖"亲自阅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复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皆北士也"。这一事件"时谓之'南北榜'又日'春夏榜'云"。宣德二年（1427年），杨士奇向明宣宗建议∶"会试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为中数。"明代完整意义上的南北中"分地而取"的分卷制度正式形成。

——摘编自王凯旋《明代分卷制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