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近代法国，巴黎古尺的长度单位被称为“国王的脚”。17世纪，从“自然”寻求新的统一尺度的新理念开始酝酿。1789年8月，革命议会宣布废除度量衡方面的封建权益。1790年3月，科学院提交给议会的信函中说：“科学院努力排除一切专断的因素”“选择一个可以让所有民族接受的体系非常重要”。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方案规定：将作为主单位基本长度单位命名为米。1795年国民公会重申，过去驳杂之极的度量衡，非“平等之友”所能忍受。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变迁促使这一革命的知识产物真正走向世界。1875年国际计量局在巴黎成立，《国际米制条约》签署。

——摘编自黄艳红《法国启蒙与革命时代的“自然理性”及其效应》

材料二   清末，米制引入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度量衡划一运动，采用“公尺三分之一为市尺，公升即一市升，公斤二分之一为一市斤”的市用制，作为推行米制的过渡。市用制因其贴合传统、换算简易而逐步得到推广，但米制未能推行全国。1954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强调了推行米制的重要性。195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国际公制为中国基本计量制度。1976年中国加入国际米制公约。1985年中国加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同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这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也具有现实意义。1990年我国完成了向法定单位制的过渡。1992年，首次由中国负责起草的“国际建议R102”声校准器供世界各国执行。

——摘编自吴慧《新编简明度量衡通史》

材料一   16世纪以前，西方历史编纂普遍采用源自《圣经》的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1566年，法国让·波丹发表《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通过分析人性和自然地理因素，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为东南方民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占优势的阶段，特点是笃信宗教，富于智慧；其次是希腊和罗马居统治地位的阶段，特点为城邦国家、殖民扩张、法律制度；最后是北方诸民族领先的阶段，特点是战争和科学技术。人类在许多方面的现代性意味着对旧东西的改进。此外，他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影响了孟德斯鸠等人的历史书写。

——摘编自张广智《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

材料二   国内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分期的主流观点之一

材料一   元明鼎革之际，一股人心思治、崇拜英雄的思潮逐渐形成。文学作品在崇尚畅酣雄健的阳刚之美时，常常浸透着作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编著，南戏的中兴为代表，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时繁荣的景象。但文学发展的这种势头很快遭到了阻扼和摧残。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士人的忧患意识慢慢淡漠，而创作上的不安全感增加。精神上贫乏的知识分子在追求仕进和自我平衡的心态中，欣赏一种平衡和谐、雍容典雅的美。生机勃勃的小说、戏曲创作受到了轻视和限制，“台阁体”的诗歌和讴歌富贵、道德、神仙的戏剧泛滥，文学创作导向贵族化、御用化而滑入低谷。明中叶以后，文学逐渐走出了沉寂枯滞的局面。特别是在嘉靖以后，很快地由复苏而大踏步地向前迈进。这时的文学创作随着接受对象的下层化、市民化而更加面向现实，创作主体精神更加高扬，从而突出了个性和人欲的表露。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英国早期的戏剧由民间剧和教堂剧组成。教会对戏剧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很大影响。中世纪以来，英国戏剧经历了民间舞蹈—礼拜仪式剧—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间插剧的演变过程，而教会的影响则日益减弱。至15世纪末期，道德剧逐渐失去其宗教色彩，一种更为贴近现实生活、力求脱离宗教和道德的束缚、俨然纯粹取悦于观众的文艺娱乐活动的间插剧开始兴起。16世纪80年代，英国戏剧空前繁荣，在伦敦，有私人剧院、宫廷剧院、大众剧院等，职业作家和演员不断涌现。可以说，上至伊丽莎白女王，下至普罗大众，人人都为戏剧痴狂。戏剧成为当时英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连著名的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职业生涯也是从做演员开始，继而成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戏剧的黄金时代恰值英国的文化饥渴期，英国人憧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戏剧塑造了当时英国公众对历史和政治的观念。如莎士比亚所创作的历史剧《李尔王》及《麦克白》即通过描绘黑暗中的抉择，以证明詹姆士一世在重新统一不列颠的过程中的个人作用。

——摘编自柴彬许晋《英国近代戏剧与政治》

材料一   民族主义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兴起，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资产阶级用民族、祖国的观念把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形成了民族主义思想。它明确提出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个性的公民观念，得到了不断强化和广泛传播；用民族国家代替王权国家、用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代替了王权利益至上观念，主权不受侵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

——摘编自张国臣《论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

材料二   19世纪末，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它认为在竞争激烈、强国林立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竞争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它强调把国家的边界尽可能的扩张到本民族全盛时期所统治过的历史疆界或天然疆界，极尽可能地为本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它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最有资格普及到所有的民族。它认为民族间的竞争根本上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乃至世界的进步。

——摘编自于海峰《论民族主义的演变、作用与影响》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材料一   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英国于1754年成立了艺术学会。艺术学会通过展览、评奖等促进艺术、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一批艺术学会的艺术家于1760年首次举办了专门艺术展览，对大众开放。虽然展期只有两个星期，但参观的人数却有几千人，门票收入都用来资助贫困潦倒的艺术家。后来，这些艺术家创建了皇家美术学院，每年定期举办艺术展览。

——摘编自周秀琴等《世博会简史》

材料二   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成功鼓舞了法国精英。1853年3月8日，拿破仑颁布法令，宣布于1855年5月1日举办世博会。对1855年世博会的主办者而言，核心目标是反映在帝国统治下法国所取得的工业、农业与艺术成就。他们还意图证明帝国政权是稳定、繁荣、文明与进步的保障，借此推动法国民众对第二帝国的文化认同和体制认同。1855年，巴黎世博会拉开了巴黎乃至欧洲大陆一系列世博会的序幕。

——摘编自曾迪辉《1855年巴黎世博会探析》

材料三   1928年11月，在法国召开了巴黎外交会议，与会的31个国家签订了《国际展览公约并成立国际展览局。在国际展览局的指导和协调下，世界博览会趋于规范化。截至2009年12月，国际展览局共有156个成员国其中大多为发展中四家。除筹备举办传统的世界博览会以外，在1960年至2009年间，9个国家举办了18届园艺世博会。在1933年至1996年间，意大利米兰筹办了13次装潢艺术与建筑博览会，博览会品类进一步丰富。

——摘编自周秀琴等《世博会简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