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税，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11年晚清政府制定第一部《户籍法》单行条规。该条规分为户籍的管理、人籍、户籍、罚则四个部分，确立了户籍管理形式的统一平等和保障私权的近代户籍管理原则。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了《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规定警察只是对户口调查负监督之责，调查户口的具体事务则主要由“地方自治策事会或乡长办理，以总策或乡长为调查长，策事或乡策为调查员”。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户籍法》，分通则、籍别登记、身份登记、迁徙登记、变更登记、登记申请、罚则、附则等内容。1932－1941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保甲条例》《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等，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民众、乡村的控制。

——摘编自《中国近代户籍制度变革探析》

材料一   中国古代赋税（役）制度的变化

材料二   罗斯福新政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推出“取富济贫”的政策，构建社会福利制度和征收高额累进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推行向资本倾斜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减少对富人征税。例如，1981年美国对收入最高的公民征收的所得税可达75%，而1989年则降到33%。降低税率、削减福利成了里根政府的关键词。由于削减福利，在美国常年有4000万贫穷工人，工资极其低廉，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随时会被解雇。他们朝不保夕的处境换来了里根时期的经济繁荣。

——摘编自胡连生等《当代资本主义双重发展趋势研究》

材料三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主要是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

为规范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款，实行“利改税”。企业在纳税后，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的利润中，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分配。改革财税体制，是用经济手段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

从1994年起，国家进行财税、金融等方面的重大改革。至1997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国家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国家实行减税降费政策。2018年全年减少税费1.3万亿元。2019年，继续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一总体减税费将达到2万亿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稳定市场预期。从长远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为改革发展注入新动能。

——摘编自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等

材料一 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接资产收税,收取货币,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这也是明代“一条鞭法”等制度的主要内容。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清代康熙帝时实行“摊丁入亩”: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据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整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财税体系趋于崩溃。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征收的各种报效、租课、津贴和杂捐不仅繁难苛重,而且缺乏透明和公平,厘金、盐税和关税被时人称为三大“暗税”。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就曾倡议仿行印花税。1909年,日本小林丑三郎所著《比较财政学》中文版面世,与此同时,《中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刊登了系列介绍税收知识的文章。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推行的财政举措,是继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之后又一重大体制改革,旨在根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备相应的财权,以达到现代国家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因而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清政府推行分税制的改革目标并未实现,却有利于规范和统一税收制度。清末税制改革遭遇重重阻力,许多新的税制在筹议、设计、立法甚至推行中纷纷流产,由于统治者尝试改革的出发点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彼此孤疑,导致方案冲突和搁浅。

——据龚汝富、曾耀辉、戴丽华《辛亥革命前后税制改革及其启示》整理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粮食生产状况统计

——据吴慧《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农产品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海关报告显示，历年出口的农产品占出口货值的比重，1873年为2.6%，1893年为15.6%，1903年为26.8%，1910年为30.1%。同时，晚清政府对进口西方米、麦、五谷免税，使洋米洋面得以在中国乘势倾销。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挤占了粮田，以及近代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这都影响到近代粮食生产，导致粮食短缺。

——据汪德平《近代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研究》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均占粮仅为210公斤。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6年，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人均380公斤左右；人均肉类产量41公斤、水产品21公斤、禽蛋14公斤、水果35公斤、蔬菜198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据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粮食问题》（1996年）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两税法改革后，韩愈向唐宪宗上表反映当时“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输钱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的市场变化。李翱在进士策中也针对物价变化提出修改税法。他从四十年间的绢、米与钱的比价涨跌出发提出论据，建中元年“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税户之输十千”，到元和年间“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可见短短四十年间物价下跌了四到五倍。究其原因，当然是“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的两税法征税规定。认为真正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加大的办法只有“定经界，核名实”，“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三

——改编自李小云等《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材料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摘编自唐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