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就推行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度，至此，上至帝号、皇帝活动、王侯官员，下至百姓，都有了统一称谓，各异的文字书写也统一为更加简洁的、能够更好适应庞杂公务的隶书，由此，上下一致的文书话语体系开始形成。隋唐时期，文书制度依托于三省六部制，发展出了相对成熟的制作规程、审核机制和运行流程。无论是“三省”之间的权力分工，还是执论制度、避讳制度、平缺制度、贴黄制度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唐六典》中规定：“凡文案既成，勾司行朱施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任何诸如随意改动、漏发错发、弄虚作假、盗用泄密等行为，皆会依据法典被施以惩戒。

——摘编自周光辉等《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范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材料二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中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汉）武帝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晚年又用中书。（曾）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东晋则侍中始优。下逮（南朝时）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尚书受而行之；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摘编自钱板《国史大纲》

材料二   《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六省中的尚书、门下、中书是朝廷机关，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中尚书省系执行机关，政务繁多，故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管理有关事务。由于这些部门在政权机构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后来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为三省六部制度。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材料二   国初承前明旧制，机务出纳悉关内阁，其军事付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中，谕旨或有令南书房翰林撰拟，是时南书房最为亲切地……雍正年间……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后名“军机处”。……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旨出政，皆在于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

材料一   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仅1912年间，大小各种政党团体就曾出现300多个。……各个政党纷纷采取公开发表演说的方式开展竞选活动，使得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时蔚然成风。

——郑炳凯《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参与变化的实证研究》

材料二   民国初年，这些政党进行着无穷无尽的党争，不会受到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每当召开国会期间，那些议员们前呼后拥地先住到甲党招待所，得到各种好处与红包，承诺投该党的票，然后再到乙党招待所住下，同样再得到好处费，并答应投该党的票。

——萧功秦《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后的多党议会民主》

材料一   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尽管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典的编纂，但这些法典大都是刑法，其中虽涉及民事关系，如户、婚、钱债、赔偿等，亦采取刑罚的手段进行调整，本质上仍属刑法规范。纵观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民刑不分，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民法观念不发达，民法中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一直没有形成。

——摘编自房绍坤《中国民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材料二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生活条件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一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状况。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的转型是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的原动力。公丕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说：“推动中国法制变革的主要根源来自于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的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中国法变革的运动能力和运动方向。”由于“中国近代政府经常陷于政治危机中，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无论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它们均需要通过全面的法典编纂工作，对外以期达到收回领事裁判权，对内以法典作为推行新政的基础，树立法治政府的形象和权威。”

——摘编自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