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在直隶唐山开平镇，“开平矿务局”诞生。1882年产煤38000吨，1898年达730000吨，不仅能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企业使用，还有富余产量可以销售到市场，总资产已近白银600万两。
1899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后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曾给自己取中文名“胡华”）被英国矿业投资公司毕威克一墨林公司派到中国工作，同时出任开平矿务局的技术顾问。1900年，英国人以“饲鸽传递消息，疑与拳匪相通”为由，抓捕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德国顾问德璀琳要求张翼任命自己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予以便利行事之权以便保全矿务局。随即，德璀琳以矿务局总代理身份同胡佛（墨林公司代表）签订了“租借”合约，签字时文本由“租”改为“卖”。内容为：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产、码头、铁路、房屋、机器、货物，并所属、所受、执学或应享有之权利、利益，一并允准、转付、移交、过割与胡佛胡佛有权将其由此约所得的一切权利、资料、利益，转付、移交与开平有限公司（该公司由英国财团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组建），中国的开平矿务局归英国企业家所有。在屡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清政府派人赴伦敦劳伦斯法庭打了一场国际官司。清政府胜诉，但判决书“无法强制执行”
——秦秀梅《“开平”被卖；晚清的国资流失大案》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开平煤矿的历史变迁。
材料一 192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发生分裂和战争。红色政权能够利用这种矛盾长期坚持下来。此外，红色根据地还能使红军获得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足够的给养。
“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王明等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决定作用，低估了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他们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主张在湘鄂赣各省“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作出的，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使敌军疲于奔命，红军取得主动权。
材料二 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好比展翅高飞的大鸟，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它的主体，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别为两翼。因此，总路线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或“一体两翼”。
工业化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但在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弱小，民族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工业资本只占1/5，而且私营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缺少重工业基础。这些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不可能担当实现工业化的重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能主要依靠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并依据需要和可能改建、扩建这些工业，还要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大型工业骨干企业。为此，国家有必要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评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2)依据材料，结合当时国情，说明三大改造对于工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3 . 国家治理关乎民生商周时期的统治者已经产生了“敬德保民”的认知和经验。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统治者应该强修养、克己成仁，实施养民、富民、教民之治。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力主君为民而设、统治者要推行“仁政”。
——摘编自严炳洲《从以民为本到人民至上——民本思想在中国的现代化演进研究》
(1)依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汉初，经济的凋敝和秦亡的教训使统治者认识到“为富安天下”，只有与民休息、尽快恢复社会经济，才是兴邦的根本出路。汉高祖即位之初，“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文帝时“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景帝时“三十而税一也”。文景之时，先后“除肉刑”，“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摘编自马卫东《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2)依据材料，概括汉初统治政策的特点。结合所学说明其带来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毕生追求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倡导民生主义。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明确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强调“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他一生都在力行振兴实业的革命实践，他主张在“关系主权之事，不能丧失”的前提下，可利用外资、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技术来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摘编自韩喜平《新时代视域下孙中山民生主义评析》
(3)依据材料，列举孙中山提出的有利于民生发展的主张。
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4)从材料中任选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说明其提出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经过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农民分得耕地等生产资料。消灭了剥削制度，农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小生产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为了使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将有限的农业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中共中央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到1956年，90%以上的农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实现了由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向土地公有基础上的集体经营过渡，在农村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还有两亿多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渐推广开来。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它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因而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自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
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不仅表现为对某一君主、某个朝代的认同，还表现为对超越朝代的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通称——“中国”的认同。自称“中国”者不仅是那些汉人主导的政权，也包括众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材料一 契丹人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建国之后，为了表明政权的合法性及其重要地位，自称“炎黄子孙”，开始以“中国”自居。同时，仍然称宋朝为“中国”。他们强调夷人懂礼即是“中国”，并不反对汉人懂礼也是“中国”。到辽圣宗（983—1031年在位）后期又自称“正统”。在自称“正统”的同时，仍然继续称宋朝是“中国”。
金人进入中原后，亦援引“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自称“中国”，也没有将辽、宋排除在“中国”之外。辽金时期，实际上萌生了多元正统意识，即比较宽泛的“中国”意识，或称“大中国”意识。
——摘编自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清代（1840年以前）在经济上比唐、宋、明都有较大的发展，在边疆版图、对外关系、文化思想等方面更为显著。但与同时期西方相比，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主要在于传统的影响。总之，清代（1840年以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积极、消极并存。
——摘编自杜家骥《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1)阅读材料一，结合所学，评析辽人、金人的“中国观”。
(2)运用相关史实对材料二的观点进行多角度说明。
1895年5月11日
光绪帝颁发朱谕：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清实录·德宗实录》
1895年7月19日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俄）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以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
——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
1895年7月20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史熙麟上奏：（洋务新法）皆为邪说，商货已变，并及朝政，军器已变，并及文事，尽破成例，尽坏成法。
——史熙麟《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
1895年某月某日
苏州秀才包天笑（时年19岁）：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吗？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评析上述材料中的言论。（说明：运用具体史实，对材料中一人或多人的言论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不能重复材料。）
材料一 “夷狄不可为帝王”是自先秦至魏晋华夏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十六国时期众多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正朔、明法统，开少数民族统治者论证自身正统性的历史先河。匈奴人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为理由反晋，并宣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不久称帝。羯族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担心因东晋政权的存在而“书轨不一”，自己的正统地位得不到天下人的承认。对此，徐光劝慰说：“陛下既苞（包）括二都（即占据长安和洛阳），为（就是）中国帝王。”淝水战前苻坚在阐述攻打东晋的理由时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顾惟德所授耳”；“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少数民族政权排定自己的五行历运，后赵承晋，为水德，前秦与前燕承赵，为木德，后秦承前秦，为火德，北魏建国时承秦，为土德。
——摘编自邓通《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正统意识与正统之争》等
材料二 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历史，就是对前朝具有正统性以及本朝是前朝法统继承者的承认。元朝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围绕着纂修义例，即辽、宋、金三朝“正统性”的问题，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一派主张，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另一派则主张独尊宋为正统。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下《修三史诏》，指出辽、宋、金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两年后，修史工作大功告成，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辽史》《宋史》《金史》。这一撰史原则无疑更加符合五代辽宋金元时期多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历史。
——摘编自江湄《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1)阅读材料一、概括少数民族统治者家国认同的观念，并分析其影响。(2)阅读材料二、评述元朝关于辽宋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的争议与解决。
事例一 《陈书·儒林传》记载，南朝时期出身于高门士族太原王氏的王元规，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兄弟三人随同母亲寄居舅父家里。当地富豪刘琪为攀上名门亲戚，想以巨资陪嫁，把女儿嫁给王元规。母亲准备答应，王元规却哭着说我们正是因为一直保持婚姻门第，才受人敬重，怎么能够家贫就非贵而婚呢？结果这桩婚事未成。
事例二 宋代“婚姻不问阀阅”。据宋代笔记体著作《萍洲可谈》记载：宋真宗时外戚刘美的女儿嫁与开封茶商马季良为妻。作为朝廷命官的向敏中和张齐贤，居然为娶一有钱的妇人发生争执。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对上述婚姻观进行评析。
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率领一批大臣渡过长江，其中大部分是士大夫阶层和贵族阶层，史称“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北方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与江南传统生产技术相结合，使得江南经济迅速繁荣。北来大族大部分都是中原的高门士族，而且都是好学玄学有文化的名士，玄学一度成为江南的主流思想文化。对于北人到来，江南名士虽存在着矛盾的情绪，但文化修养与北方大族确实有很大的距离，经过碰撞交流后，他们转而钦佩，甚至仿效。南北士族在文化上的融合催生了六朝时代突出的文化成就，如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南朝石刻、刘勰的《文心雕龙》、范晔的《后汉书》、葛洪的《抱朴子》、法显的《佛国记》等，皆为当时文化智慧之凝聚。以都城建康为代表的文化远播到东亚列国，对日本、韩国、朝鲜一带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在江南重建政权，完全依赖的是北方的大族和江南高门士族。东晋建立以来，高门大族便架空皇权。当南朝皇帝的权力开始回归时，士族政治权力已经走下坡路，所以士族对家族利益的追求更加强烈。当国家危难之际，他们畏缩不前或者变节投敌，为国殉国者很少。
——摘编自贺云翱《长江文化，中华文明的壮丽篇章》、杨敏（试论东晋末的永嘉“衣冠南渡”》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
材料一 在中原地区，双城体系是在传统城区外加多国集中组成的租界区，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双城”首先是由一个城市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权分别建立的，即“双城”意味着双政权。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甚至矛盾，必然产生迥异的城市空间。其次，在产生所谓的“双城”格局前，这些城市就有了成熟的中国传统城市格局，两套城市空间布局在时间上并非并行发展，一套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控制形成的，另一套则是在西方近代规划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最后，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双城，传统城区和殖民城区都是在规划控制下完成的。城市空间的碰撞，事实上是中西方不同营城思想和规划观念的碰撞，更深层次上讲，是意识的碰撞。
——摘自周丽娜、吕海平《近代军港旅顺的城市空间演进1880—1945）
（1）解释中国近代“双城”现象并说明“双城”是如何出现的。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两国宣战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接收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以及天津奥地利租界；中国北洋政府军警进驻天津德、奥租界。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认中国收回两处德租界……1921年德国政府声明承担《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在华租界条款，中国政府正式将德租界收回……1927年北伐战争，2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与英方签订《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8月31日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改为天津市第四特区。
——摘自陈明远《百年租界的数目、面积和起讫日期》
（2）结合材料并联系所学，评析“双城”现象的消亡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