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将“大同”社会视作一个逝去的理想型社会。《礼记·礼运》如此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材料二   近代“大同”思想代表

1607年日本学者林罗山从商埠长崎得到一套《本草纲目》，将其献给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备受重视，被奉为“神君御前本”。1637年京都出版了《本草纲目》的日本刻本，日本学界掀起“本草热”，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250年中，大批的汉药物学和本草学著作问世，其中多是在《本草纲目》基础上进行选辑、增补、释名、注疏的作品。

1732年在华传教士范德蒙德从《本草纲目》金石部中摘译相关资料带回法国，经过巴黎科学院院士儒瑟转交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后《本草纲目》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出版。《本草纲目》采取的将药物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式进行排列的分类法，对当时欧洲混乱的博物分类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19世纪的欧洲学者非常重视《本草纲目》的药物图卷，认为药图能够起到博物学图鉴目录的作用，利于博物学家到中国搜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化学家对这些标本进行化验、鉴定与分析，并最终将这些知识融入各种学科体系中。

——摘编自张晟星《<本草纲目>的翻译与传播》等

材料一   清朝以前“邮”负责传递公文，“驿”负责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邮”“驿”分离。清初对邮驿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由兵部车驾司掌管全国邮驿，各省按察使兼管本省邮驿；《大清律例》的“邮驿律”对邮驿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裁驿丞，归州县”；“邮”“驿”合并；改民间差马出夫支应驿站为官养官应；在无驿的州县普遍设立“县递”；在东北、西北、西藏等边疆地区开通驿路，设立驿站。清朝邮驿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高峰，全国设有驿站1970处，急递铺约14000处。

材料二   19世纪以后，清政府每年花费在邮驿的经费高达300万两白银，由地方随地粮税征收，邮驿之役繁重，“而竞为地方官之利薮”，邮驿效率低下。邮差也以驿官自居，随意征调民夫民车，“拦截过往车辆，驱车径去，借端婪索”。嘉庆、道光年间，富庶的江浙地区转递民间信件的“民信局”发展，不仅遍及国内各大商埠，还扩展到东南亚、澳大利亚、檀香山等华侨聚居地带。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客邮”。之后，法、美等国也纷纷效仿，不断向内地甚至新疆、云南、西藏等地扩张。客邮最多时有五六百处，甚至从事鸦片、珠宝等走私活动，“其益甚宏，轻而易举”。清末，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出现，使得邮驿传递公文与接待官员的重要性日渐丧失。1896年，光绪帝颁布上谕，“饬即成立全国邮政，委由赫德主持”，海关主持下的大清邮政开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产生。1912年5月，北洋政府宣布裁撤全国邮驿。

始于隋唐的科举取士制度，千余年来一直是传统文化士人的进身之途……。

晚清士人对科举制时有非议，但科举制的废除被提上改革的日程则是在戊戌维新运动之中。虽然维新派明确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主张，但不久即因戊戌政变而事实上未付诸实施。庚子事变后，科举改革的讨论又热闹起来。1901年，朝廷发布废八股时文，改试策论及永久停止武科的上谕，但并未对文科的废止问题表示意见。1904年，张之洞上奏认为，举办“新政”两年来，学堂未兴，是由于科举未停，主张分科递减科举，给一段过渡时期，使科举学堂归于一途。上奏得到批准。

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认为，科举已成新学的障碍，十年三科递减科举中额的方法已是缓不济急，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这个奏折得到谕旨的批准：“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试，亦即停止。”至此，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

材料一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注：如果现在的法令规定让有斩首军功的人去做医生或者工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韩非子·定法》

材料二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奏疏：“秦……用商鞅之法……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盐铁论·非鞅》：“大夫（桑弘羊，汉武帝时期主管财政的官员）曰：‘昔商君相秦也……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注：赡是充足富余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