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鄂豫皖苏区正式实行“红军公田制度”，先后颁布了若干文件，具体规定如下：“每乡留一石至五石为红军公田，分给红军中由白色区来的贫苦农民和俘虏哗变加入红军的士兵。”分配土地时应“首先把红军的田分好”，红军公田“不要山地，顶好路边的好田”；公田的耕种“由乡苏维埃负责召集当地群众举行会议讨论代耕办法，顶好由代耕人公举一二人经常负看管责任”；收获的产品“代耕人得十分之三，红军得十分之七”等。

1931~1932 年鄂豫皖苏区人口总数及红军战士人数表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力主“废除中医”不啻平地惊雷。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对中医发声：

“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中医药应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严复）”；“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陈独秀）”；“中医是一门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梁漱溟）”；“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傅斯年）”“中医中药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毫无学理，不足为法（胡适）”！

1929年2月23日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划在50年内让中医消亡。“废止中医”已经不止为一场民间运动。

材料 秦汉时尚书、中书、门下是皇帝的侍从官；曹魏时尚书、中书发展成独立机构，门下省也在西晋时成立。南北朝，国家机器通过三省运转，尚书省成为国家政务的执行机关，中书、门下省则成为皇帝与大臣之间连接政务事宜的机构。宇文泰为了把持西魏朝政，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造成了权臣专政的恶果。杨坚鉴于此，参照北齐制度，吸收南北朝三省制优点，加以整顿和精简，开皇元年（581年）二月，以新的三省六部制取代北周六官制，实现了宰相制度的重大变革，宰相由三省长官担任、不再是百官之首，而是中央最高部门的代表，废止秦汉以来的个人开府的宰相制，防止个人专权局面的发生；将决策与施政分离，使宰相成为一个决策群体，尚书省在决策中的作用降低。三省六部制，一个承前启后的制度，奠定了隋朝运转基础，也奠定了此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中央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但其确立的辅臣制度依旧没有摆脱杨坚确立的这个框架，影响极其深远。

——（摘编自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两百年后其政治思想备受推崇。梁启超与谭嗣同等曾将《明夷待访录》“节钞”送人。革命党人陈天华认为，《明夷待访录》“虽不及《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之完备，民约之理，却已包括在内”。该书中的《原君》《原臣》也曾被用作兴中会的宣传品。

民国时期，梁启超反思说：“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某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比附之言，传播既广……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

评析清末民初关于黄宗羲的“记忆复兴”这一现象。

材料一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 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 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 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材料二   现代考古表明，中华文明在史前时期的存在，不是一花独放，而是像满天星斗一样。除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还有许多上古的文化遗存散布在全国各地。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反映了中国人的思想本质，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人既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的需要，也必须调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适应自然的规律，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根本要义。中华文明和域外异质文明的接触，无论是与印度佛教文明的接触，还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引进，都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摘编自张传玺等《中华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