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元典》记载：“自归附之后，权豪富户每坏了市舶司的勾当，出办的钱物，入宫喂少有。”元朝统治者决心整顿这种状况。至元三十年（1293年），中书省参考宋朝“元丰市舶条例”，制定出《至元市舶则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

《至元市舶则法》中有关规定，比起前朝有了多处突破。比如，实行“奖出限入”的“单双抽”制度，将蕃货和土产予以区分，对蕃货的征课倍于土货，土货单抽，蕃货双抽；无论官吏、和尚、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笞失蛮（伊斯兰教徒）、诸色人等，均可从事海外贸易；舶商要申领衙门公文（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注册登），在公文上明确填写前往的番邦，不许在途中绕到别国，返航时必须要回到发船地；“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并不许下海私版诸蕃。如到蕃国，不复前来，亦于去时公验空纸内明白开除，附写缘故。若有一切连犯，止坐舶商船主”；有关整治腐败、消除舞弊的强制性措施，占了全文的一半……规定“舶商、捎水之人，皆是趁办课程之人，其落后家小，合示优恤。其所在州县，并与除其杂役”。

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说：“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据顾童《元代市舶则法变迁分析及启示》等整理

材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思维，以大历史观视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运用，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对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创造性升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构成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历史自信和历史担当。只有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才能推动历史车轮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

——焦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材料一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华夷秩序由一种国内体系发展到国际体系。东汉的光武帝刘秀颁赐给日本国王的“汉倭奴国王”金印。到了隋唐时代，华夷秩序发展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鲜等地区都纳入了封贡体系。随着使团的封贡贸易和频繁的人员、物资、文化的交往，对“中华文化圈”的形成有着很大作用。明代郑和下西洋使很多东南亚地区小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被纳入了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满足了他们君临万国的愿望。在华夷体系下，中国和诸小国是宗主国和附属国的关系，诸小国的政权还需要皇帝的分封以确定其的合法性。这个体系是一种调和的均势体系，它的表面上的不平等下面，隐藏着的是平等而和谐的关系，维持着中国和它周边其余东亚小国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维持着东亚地区总体和平长达千年之久。

——摘编自曾磊《关于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华夷体系的一点思考》

材料二   到德川幕府末期，日本思想界开始反对尊崇中国的“汉意”思想，而主张所谓日本固有学问，试图将“华夷”倒置过来，意思是中华没落了，日本才是东方文化的正宗。这与17世纪中国的明清更替有关，德川幕府的学者林春齐曾经把明清交替时期的资料编纂成集，从以上观点出发把该资料集命名为《华夷变态》。这种独立意识的操作技巧是“把现实的中国”和“理念的、价值的中国中华”区别对待，而认为“现实的中国”已经是道统失落，从中华转化为蛮夷了。获生狙徕认为：如果夷进而为夏，就当视之为华；如果夏退而为夷，就该视其为夷，关键看是否遵循了先王礼数。山鹿素行以为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不如日本，该倒过来尊崇日本的国体才对。本居宣长声称：“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国家，只有我天皇统治的日本国。”

——摘编自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

材料   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勘，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子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

——摘编自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该书写于1940年代）

材料   以前中国人自以为居天下之中，是谓“中国”，中国与周边甚至更远的“四裔”，共同构建着“天下”的完整。在论述“天下”与“国”的关系时，梁启超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明言“天下之有列国也，已群与他群所由分也"。近代中国仍"以独术治群"，泰西近百年则是"以群术治群"。他在1899年又说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提倡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认为“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希望建立一个作为“世界的国家”之中国。

近代国人从“世界”视角看自己“国家”的取向，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想要“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其实就是要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摘编自罗志田《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

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