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材料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百家争鸣”的解释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摘编自薛国中《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

材料 中国近代新思想的倡导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于1842年刊印发行，书名中的“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态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四洲志》。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认识到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1851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迅速畅销，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摘编自罗炳良主编《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

材料一   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论及科举制：“（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1910年，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中提及考试的重要意义：“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材料二   高考的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其基本立场应立足于服务普通高等学校的人才选拔。……1997年，为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句评价：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高考的社会作用远远超出了考试、招生、教育；1977年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一项考试，更是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社会流动的渠道、社会的公平。

——于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内容改革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