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元代本着“损中国无用之费，易远方难制之物”的精神，鼓励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其进出口货物数量和品种都倍于前代，且不断增长，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据《大南海志》记载，元代前期经广州港进口的商品计有七类七十多种。元代后期，仅由四明（又名庆元，即今浙江宁波）进口的商品就高达二百二十四种，比元前期翻了三番。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中，奢侈品的数量较前代有明显减少，而用于生产、生活的日用品比例大大增加。海外商品输入中国沿海港口以后，通过商贩们的转运，销往全国各地。
材料二 泉州作为元代最大的进出口港口，那里的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江南最繁华的都市杭州，是元代最大的商品聚散地，政府在此设有市舶仓库，专门贮存从各地转运来的货物。杭州本身也是最多的消费城市，仅胡椒一项，每日销量竞达四十三担，每担重九十公斤。元大都（今北京）虽远离东南沿海贸易港口，但由于它是元朝统治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云集于此。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商贩，都将各国商品转运来此经销。当时的大都，凡是世界上珍稀的东西，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特别是来自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元代海外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明朝，国家不再像过去只是采取消极的招邀和奖励外商来华进行贸易，而是先后七次派遣郑和率船队远航，经历了30余国，他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国王，并且每次回航还邀请各国使节来中国访问。欧洲殖民者东来后，葡萄牙人开辟了由欧洲经印度果阿、南洋群岛、澳门至日本的航线。驻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也开辟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贸易航线，这条航线通过广州和福建的海商，供给马尼拉丝绸、瓷器、绵纱、棉布等物，再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到墨西哥和秘鲁，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经营海外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无论是严格执行海禁时期，还是开放海禁时期，对外贸易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
——摘编自李萍《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
材料二 从古代“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也并非凭空跳跃，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个屈辱与振兴并存的转型时期，无疑也给丝绸之路打上了时代烙印。从“近代丝绸之路”的内容看，“西学东渐”是主线，但中国也在开放中艰难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初，我们从大量的时人旅行记中可以看到驼队马帮活动频繁，都带有大量的丝绸。海上丝绸之路更是商埠大开，口岸林立，只是中国先有条约开埠，后有自开商埠。民国时期，中国丝绸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价格变动受国际市场需求决定，曾经一度出现繁荣局面，南浔出了许多著名的丝绸商人，形成了“浔商”群体。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原来对边疆民族王公贵族的丝绸赏赐及贸易活动停止，陆路丝绸之路受到影响。随着国际市场萧条，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先进丝绸制品的竞争排斥，技术落后、式样陈旧、单调的中国传统丝绸急剧衰落。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开通“欧亚大陆桥”，又提出以古代陆路丝绸之路为基础的“新丝绸之路”，到了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进入以“我”为主的发展新时期。
——摘编自王健《“近代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跨越的重要节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丝绸之路”与明代“丝绸之路”的主要不同之处，并说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行性条件。
材料 杨度，1875年生，18岁考中举人。
1907年，杨度阐释“君宪救国”思想。经袁世凯推荐，为清廷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开启了清朝国会请愿的先例。
1915年，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为袁氏称帝大造舆论。“洪宪”皇帝梦破灭后，杨度被判为帝制祸首，通缉捉拿严惩。
1922年，杨度对孙中山坦诚的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此后，他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精神让杨度深为感动。杨度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搜集了大量情报，为党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摘编自谢春涛《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等
从材料中提取至少两个信息，自拟论题，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相关知识予以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阐述须史论结合）材料蜀汉建立初期，益州存在“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病，南中（西南夷）则出现统治并不稳固的局面。诸葛亮在受刘备托孤之后，派邓芝出使东吴，重修盟好，孙权乃下决心“绝魏，与蜀连合”。在诸葛亮治理之下，蜀人张裔称赞当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诸葛亮还充分利用益州原有的条件，大力发展水利事业，使当时的绵竹、广汉一带的水田能亩产30斛以上。同时，成都“家有盐泉之井”，国有司金中郎将“典造农战之器”，蜀锦更是驰名全国，远销吴、魏。诸葛亮面对南中的叛乱，亲自率军南征，同时采用了马谡“心战为上”的建议。战后，他继续任用当地的夷帅的同时，迁移部分益州民众进入南中。诸葛亮治理之下，蜀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他“畏而爱之”。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诸葛亮调整蜀汉治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这种观念主要体现为“诸族同源”，它有横向和纵向两种维度的考量：从横向关联的角度上说，是华夏与夷、蛮、戎、狄同源；从纵向历程角度上说，是三皇、五帝、虞夏商周一脉承袭、同根共体。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它从侧面也反映了边城范阳（安史叛军大本营）之地位的不断提升，即范阳作为横跨“华夷”政治中心地位的开始显赫，最终依次作为契丹一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换一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此种“变身”初见端倪于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华的框架是在13到14世纪的蒙古时代一下子扩大起来的"，此后的清朝将此种"框架"发展到了新的高峰；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真正把中华引上了通向“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摘编自（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夏金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制度和战争两个方面分别说明其与中华各族"一体同源"观念形成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辽、西夏、金、元四个民族政权为“大中国"发展所采取的措施。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多是乡里两级。从表面上看“里”具有乡约自治功能，但本质上是以村落为基础的赋役征收单位，乡（管、都、保）则是介于县与里之间由若干村落组成的地域性行政单元，而家族是乡土社会不可忽视的治理依托。乡里承担着维持国家在基层正常运转的重要任务。秦汉时期，在有秩、游微之外，由三老负责教化便有很强的自治色彩。到隋唐时期，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基层权力向州县集中。王安石变法后，县以下的保甲组织开始成为皇权的载体，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增强，乡里自治色彩再次削弱。基层行政权力的缩小、行政人员威信和统治力的下降为士绅和宗族势力的补充提供了空间。
——摘编自王伟进等《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进特征及其影响》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实行了国家主导下的“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下，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单一的政府；政革开放以后，政府的单一主体模式被打破，开始了政府与市场两元主体治理时期。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的治理主体又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广大农民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多种组织和个人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新时代，为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社会组织、新乡贤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参与的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这样的体系构建既保障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了其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积极性，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效果。
——摘编自蒋永穆等《新中国70年乡村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并对古代的乡村治理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体发生的变化过程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乡村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给中国带来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大量技术资料以及培养一大批建设人才等经济援助举措，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由于有苏联作后盾，新中国更拥有力量来消灭旧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遗产，并进行新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以应对来自国内外对中国革命的种种威胁。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后，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关系迅猛发展。
——摘编自张梅红《浅析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首先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同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贫、强弱一律平等，各国的事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管，世界上的事应由各国协商解决。中国决不称霸，也坚决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
——摘编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作用。(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的变。
材料一 汉朝以来，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导致自耕农减少，大批“国家财富”被地方官吏、蒙强所掌握。随着门阀士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庄园失去了世袭的超经济特权。与此同时，通过市场化的土地交易，富民（仅占有财富而没有任何社会特权的群体）在获得贵族土地的同时，也改变了庄园的经营方式。在中唐实施“两税法”以后，几乎所有庄园都必须按律征税，这成为国家税赋的直接承担者，逐步形成了“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的国家财政体系。依据租佃契约，无地或少地的庄客或佃户，在交纳定额租或交分成租之后，可以享有土地增值的部分收益，劳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不再被强制束缚在某一特定的庄园之中，可以自行支配劳动时间，这便于他们更好地优化配置劳动资源，实现劳动收益的最大化。
——摘编自林文勋、崔永盛《中国古代庄园的类型及历史演进》
材料二 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包括国王在内的各级封建主以“特恩权”的形式把领地“当作私人意志的专有领域，在它的支配上排斥着一切其他的人”，国王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在直领地以外的权力（行政权、司法权、征收租税权等），而把土地的所有权和庄园上的公法权交给了各大小庄园领主。领主们在庄园这个“王国”里有着绝对的统治权，其他任何人（包括国王）都不能干涉其内部事务。为了统治庄民，处理各种纠纷，庄园主们大多建立了庄园法庭（处于庄园之内）。从历史记录来看，庄园法庭主要处理农奴之间，农奴与封建主之间的案件。农奴只有份地的使用权，其后代继承份地时要向领主交纳继承金；作为使用“领主土地”的代价，农奴要无偿到领主自营地上劳动，并对领主履行各种政治、经济义务。除劳役外，西欧的庄民也要向领主交纳一定的实物，尤其是在节日或领主的喜庆之日。
——摘编自王文杰、左学德《论中世纪日本与西欧庄园制的异同》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中世纪西欧庄园与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庄园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世纪西欧庄园与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庄园明显不同的因素。
材料一
上图所示为12世纪时宋代印制纸钞的凸版(10枚铜钱的图画下放的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
材料二纸币在宋代的使用是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宋代经济的繁荣使许多行业的产品生产对铜和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其次，纸币的印刷技术已经很成熟，使得货币可以印制得很精良，而且在纸币上能印制出面值较大的数字。最后，关注货币制度的宋代学者很清楚货币具有支付和交换的功能，他们知道货币不是按照自己本身的价值，而是根据金或者银的价值来确定自身价值的。如叶适(1150-1223)所说：“然钱货或至神之物，无留藏急需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据他的看法，货币的功能就是使商品便捷地流通，而纸币相比硬币，能更好地履行这个功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加]卜正民主编、[德]迪特·库恩著，李文峰译《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纸币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纸币在宋朝出现并使用的原因。
材料 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在延续民主革命话语政治的基础上，强调“无论哪一门学科，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总的趋势是意识形态话语在各门学科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确保接班人培养红色底色的意图非常明显。教科书通过英雄人物典型、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政治、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特色鲜明的内容，表现出典型的“革命”与“建设”风格，作为未来一代成长的精神路标与榜样示范。语文教科书大量选入配合抗美援朝宣传的《英雄黄继光》《谁是最可爱的人》，倡导爱劳动的《公园里的花》《新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等时文。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中国经济地理》，在1956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后就立即补充中央经济工作和成就内容到相关章节。1956年人教版初中课本《物理学》有习题在简要复述长征二万五千里革命历史后提出“25000里合多少公里”的思考题。
——摘编自李学等《新中国教科书接班人身份建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教科书“接班人身份构建”的策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接班人身份构建”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