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重新拟定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这些文件统称《奏订学堂章程》。颁布后，在朝野的合力推动下，新式学堂高速发展，规模急剧扩大。新式学堂取代学校、书院、学塾，最终成为定局。传统风俗教化也转变为社会教育，普及识字，推广新知。而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因操之过急，以及官绅趁机渔利，期间也出现名实不符等诸多弊端，加重了民众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各地毁学风潮此起彼伏。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人士对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倡导培养新型国民，他们将具有独立的人格、开放而自由的人生价值、新型的国家观念和建设新型国家的本领。从本质上讲，这种新式教育是受西方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也是以人为本的。从国民教育的思路出发，民国初期的教育家又具体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感教育，三者相辅相成，旨在将培养新国民落到实处。
——摘编自郝莫云《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末新式学堂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新式学堂存在的弊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期新式教育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唐自建国不久，吸取隋武力统一未果的教训，在贵州“招抚”各少数民族首领内附，谢氏、赵氏、宋氏等大姓纷纷率土内附。在此基础上，对归附各族地区逐步形成了体制比於内地，由中央派流官治理的经制州；仍由当地土酋担任州县长吏，按原有风俗统治的羁縻州；及与中央王朝保持松散臣属贡纳关系的藩国，一共三个政治圈层的行政建置体系。初唐、盛唐时期，经制州范围不断扩大，中唐以后则渐次缩小，不得不将一些原经制州改为羁縻州。
——摘编自何仁仲主编《贵州通史》
材料二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一方面削弱甚至废革土司，增加赋税收入，同时将尚未纳入建制的地方设官管理，扩大流官统治；另一方面开辟苗疆，开通贵州—湖南、贵州—广东的通路，雍正王朝在贵州境内大规模改土归流。到乾隆初年，贵州全省面积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增加了5.7万平方公里，扩大了约1/3，南迁移民相当一部分来到贵州山区，开垦出了大量耕地，贵州的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开始逐渐超过了其他民族人口。
——摘编自王纪鹏《明清时期政府对贵州改土归流策略论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在贵州地区统治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在贵州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切实问题。孔子创建儒家学派，以复归西周礼乐文明，重构社会“大一统”统治秩序为毕生追求。孔子援仁入礼，根据时势改造西周礼乐文明，使其焕发新的活力；孔子创办私学教育，将“大一统”的思想诉求熔铸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之中；孔子整理典籍，修订《春秋》,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寄寓其中。
——摘编自叶晓庆《先秦诸子“大一统”学术思想论略》
材料二 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孔子被尊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家，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外来的进化论使传统的儒术有了全新的意义，而传统的儒术又使外来的进化论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维新派的观念同西方的进化论联为一体，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次革命，使一批批中国人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一批批传统士人转化为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历经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够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孔子仁学结构的长处也大有关系。仁学中的人格理想，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责任担当……都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感染、教育、熏陶了不少仁人志士。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孔子为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一位历史人物及其贡献，阐述孔子思想对后人的“感染、教育、熏陶”价值。
参考示例：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和行动折射出仁学中积极进取的实践精神。
材料一 在1694—1760年这一时期，伦敦城中一系列金融业发展起来，主要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市场等。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英格兰银行，它是拥有垄断特权的、唯一的参股银行公司；另一类是私人银行，它们主要提供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向股票经纪人提供短期贷款，向各类工业家和商人提供不超过一年的短期贷款”。伦敦的私人银行与17世纪英格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断发展有关。伦敦作为英格兰最大的港口城市，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从事与港口航运业务和附属行业相关的工作，因此，其城市职能的演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海外贸易的推动。
——摘编自范可媛《1694—1914年伦敦金融城的发展和演变》
材料二 晚清时期，我国商业银行大多数实行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当时很多商业银行都效仿西方银行的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其中，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自办的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以说完全是根据汇丰银行的模式效仿而来的。它是中国第一家“招集商股”“合力兴办”起来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股方式与汇丰银行毫无区别，即先选聘总董、拟定银行章程、展开招股建行工作、在各通商口岸发布招股公告等。如通商银行成立时，最先核定总股本为500万两，但是由于当时募集不齐，所以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余部分直到1898年才收齐，另与户部商议并向其借款100万两。
——摘编自纪彦彬《中国的银行体系变迁研究（1940—193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94—1760年英国银行业发展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近代银行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建设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式乡规民约起源早，早在《周礼》中就有了较为明确的乡规民约条款，尽管如此，直到宋、明、清三代才是乡规民约形成、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规民约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现存的成文乡规民约的发展轨迹可以梳理出几个阶段性节点：西周时期的《周礼》是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典籍；唐朝时期的《义门家法》是最早的专门性村规民约；宋代的《吕氏乡约》是正式乡规民约的典范；明代的乡规民约得到了全面发展，它不仅是乡村自治的依据，而且变成了吏治工具，其中《南赣乡约》是典型代表；清代乡规民约进入全盛阶段，成为御用工具，其中《圣谕广训》是典型代表。
——摘编自郑文宝、张蕊《乡规民约与古代乡村道德建设》
材料二 1949年后的30年中，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深入是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它通过逐步升级的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原有的基层乡村组织被彻底国家行政化，每一村、每一户、每一人都在国家设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传统乡约的乡治/自治在政治和组织上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吸收传统乡约的自愿约定和与国法衔接的优点，新的乡规民约于今后中国社会秩序的协调和完善必有助益。
——摘编自张中秋《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乡约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乡约发展的历程，并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约治理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乡约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政府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按：有学者认为清军入关后顺治朝就开始有文字狱，思想钳制历朝历代为常态化)，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政府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等民族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政府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概括秦帝国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僚机构有哪些作用。(2)根据上述史料，归纳清朝维护统治的措施。
材料一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美国紧盯着受邀的亚非拉国家，同时多方采取外交等行动，竭力阻止会议如期举行。特别是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对会议邀请新中国参加极为不满。1955年2月23日，美国策划举行了曼谷会议，妄图以此抵制亚非会议。可是，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曼谷会议威胁亚洲和平，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亚非会议。会期临近，美国似乎已经无力阻挠，有美国媒体称“既然美国不能够阻止这个会议的召开，它就要它的近东和东南亚的某些‘朋友’把会议的进展导向适合美国的途径”。
——摘编自西门樵《60年前，万隆会议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
材料二 在接到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五国总理的邀请后，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万隆会议开幕后，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对此，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接着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他的发言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巴厘岛的短暂休闲时间里，周总理和代表团两天内在驻地会见了多批外国领导人，千方百计用好在印尼的每一点时间和各国多打交道，为新中国争取更多一点的外交空间。
——摘编自杨慧《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干涉1955年万隆会议的举措。(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对1955年万隆会议采取的措施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在对待亚非新兴国家问题上中国不同于美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