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城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城多间人口流动更为频繁，更为自由。由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增长有限，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其中一部分流入大型城市，另一部分则流入近域的集镇从事手工业生产。在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下，未从乡村体系中流出的部分农民也开始从事服务于市镇消费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如江南地区农村以输出棉布，绸蛾为主要生计。工商业者也出现了从事农业的情况，其兼业形式基本都是以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主。当农产品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专业的工商业者就会增多；而当手工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匠又会转为从事农业，所谓“四民”分业已远无法概括行业间或部门间分工的实况。这些变化“模鞠了城多界限”,而将农村与城市、小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陈海明《中国城多的复合双重结构——唐宋以来城多发展脉络的启示》
材料二
——摘编自买丰华韩文龙《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城多关系：历史脉络、阶段特征和未来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主要表现及其推动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城乡一体化的认识。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史记》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内涵，并归纳明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概括陈嘉庚演讲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朱光亚为代表的海外赤子毅然回国参加建设的缘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材料一 丝绸之路开通后,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用价值而促进了中原地区医药学的发展。异域诸国对汉朝丝绸、漆器等的需求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的繁荣。此外，社会上胡风兴起,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人的信仰体系。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商品的畅销彰显了汉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摘编自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材料二 明朝初期,以朝贡贸易为主的官方贸易受到推崇,且朝廷对海上民间贸易限制严苛,民间瓷器外销也因此严重萎缩,走私活动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渐趋活跃。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兴盛,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为全球性的海路网络。清代前期，来华的欧洲商船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但来华船只仍不断增加。清代前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摘编自刘冬媚《碧海遗珍--广东省博物馆藏明清沉船出水陶瓷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概括明至清中叶民间瓷器贸易发展的特征并说明原因。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1）根据材料一，归纳宋元时期“通商‘日益复兴’”的理由。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通商”政策的特点。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元、明三代的“通商”政策。
材料一 秦朝正式确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地位高，权力大。汉武帝时，鉴于宰相职权过重，就开始重用内朝近臣，到东汉时，在宫中主管收发文书的尚书，开始掌管机要，侵夺外朝相权。曹魏时，尚书台脱离少府，将办事机构迁到宫外，成为独立的中央政务机构。唐高祖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为宰相机构，且三省分工明确。宋朝前期实行二府三司制，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均直接对皇帝负责。元朝以中书省为政务中枢，置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明朝罢中书省，废宰相，设内阁，因明朝宦官专权，内阁权力受到牵制。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大臣多由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四品以上的官员担任，成为辅助皇帝的主要机构。
——摘编自李荣华《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但民初的政党，不仅不能改变革命后混乱的社会状况，反而使政局变得更加纷乱。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当时的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清末民初的政党也不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产物。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操纵着中央政权，地方上的州县多为兵政兼行政，且都掌握在地方豪强手中，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推进资产阶级的政党统治。政党之间，党争多于联合，个人恩怨超越党见，党派倾轧，内阁的频繁更迭，使民众产生了厌烦心理，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绝大部分党员对于政党政治的知识性认识往往只是一鳞半爪，只知一些名词而不明其真正含义。
——摘编自李爱峰苏全有《发轫、争斗与失败：中国近代政党历程的反思》
材料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模式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在民主建设方面建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划清党组织与政府的职权范围，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伴随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央逐步向地方下放了一系列权力；精简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我国在大力拓展基层民主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加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制建设。
——摘编自何苑《试析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近代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成就及历史经验。
材料一由于中国农村土地过于集中和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调查方法的传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尤其是在1925年至1935年间，农村调查风潮应运而生。不仅有民间自动发起，还有外国学者，以至学术研究机构、政府机关，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美国学者卜凯教授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技术方面来看待中国农村问题，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对苏、黑等地多个村落和农村市场进行挨户调查，撰写了《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等文章。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民间团体从平民教育、村政、村民自卫、合作社着手，发展到提供新技术，推广良种，以图科学救国之道。这些调查成果，使各界对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并提供了许多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的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摘编自陶诚《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党中央决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抽调大量干部下乡，组成工作队或工作组，围绕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形成了《湖南农村调查情况》《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查报告或专著，为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充分的客观依据。
——摘编自位杰、田克勤《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历史回溯、基本经验与前瞻启示》
材料三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实践，沉淀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从革命时期开始，党的农村调查研究就充分应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并辅之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细致地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党始终重视并采用科学的方法领导农村调查，以了解真情况、发现真问题、解决真困难，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中国共产党建立调查机构和制度规范并依据形势发展不断改革与调整，为农村调查提供组织保障。党的农村调查实践对于科学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叶兴庆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的百年实践与经验启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30年前后中国农村调查之风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1930年前后相比，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村调查的不同之处。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村调查实践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从“江南瘴疠地，九州之隅角”到“苏湖熟，天下足”，乃至江南“富甲天下”“衣被天下”，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大体而言，以西晋永嘉南渡为起始，江南人口开始加速集聚，并以丰富多彩的组织形式开展农业生产；经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变后，江南逐渐完成了这一历史形象转变。
——摘编自樊良树《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开发概论》
材料二 明代，江南棉、桑种植逐渐广泛，可谓“乡间隙地，无不栽桑”“尺寸之堤，必树之桑”，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地宜稻者十之六七，皆弃稻栽（棉）花”。以致曾经“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至明代“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粟”，即使是产米之都的苏州，也多依赖湖广之粮。江南地区种植烟草、竹木、花卉之人日广，扬州、杭州等地甚至形成了专门的供应市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推动了农业雇佣的发展，形成了长工、短工、月工、忙工、伴工等雇佣形式。他们多接受雇主的工钱，同雇主的生产相结合，为雇主生产，增殖其价值。此外，江南农民或迫于生计，或欲发财致富，弃本逐末现象也日益增多。
——摘编自朱子彦《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永嘉南渡后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代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的表现，并谈谈你的认识。
| A．礼乐制度文化得到重建 | B．儒学思想走向了世俗化 |
| C．纲常伦理体系日益完善 | D．国家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
材料一 受气候、棉花生产特性等自然因素影响，中国棉花主要产区集中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民国时期，这些省份的棉花种植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如1914年，河北省棉花种植面积为4124千亩.1937年增至12760千亩。近代中国棉花的消费对象主要是.上海、天津、汉口以及华北4省的华商纱厂、日本纱厂以及日本本土纱厂。这一时期新增的棉花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毗邻纱厂或近代交通线的地方，如山东棉花种植集中在黄河以北、小清河流域、津浦沿线一带。由此可见，棉花种植所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变动是区域性的。
——摘编自王建《市场导向下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材料二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的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曾呼吁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并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探索，优质棉种试种在第三年获得成功，产量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不久，上海工商界名流联合发起并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开辟了更大规模的植棉试验场，推广美国优质棉种。
——摘编自戴鞍钢《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民国时期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民国初年工商界的植棉改良行动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