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性企业之一，也是近代第一家股份公司制企业、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1873年1月，李鸿章命人筹办招商局，以容同等人所著的《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为基础，面向社会公开募股，其所发行的股票也被称为“中国第一股”。甲午战争以后，外资获得了在华直接设厂的权利，中国朝野从挽救危亡、抗衡外资扩张出发，兴起了一殷实业救国的潮流。接着，清延在遭受八国联军沉重打击后，又进一步提出振兴工商政策，出现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官企改归商企的潮流，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潮流中开展改制之路的。
——摘编自虞和平、吴鹏程《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
材料二 辛亥革命后，招商局利用有利时机与官方展开了三次博弈，争得了完全自主用人、独立处置产权的权利，最终实现了完全商办。北洋军阀混战期间，招商局长江航行船只常被军阀扣留，用作运兵打仗，几无盈利可言，船只受损，近乎报废。1930年国民政府借口整顿局务，将招商局改为国营，1932年又改属交通部。1937年抗战爆发，招商局总部迁至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再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再迁上海。到1947年11月，招商局只剩下大小船只460艘，33万吨位。1949年4月上海解放，招商局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从此归新中国所有。
——摘编自谢俊美《轮船招商局兴衰启示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轮船招商局性质的变化，归纳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轮船招商局成立和发展的意义。
材料 “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致可划分为两大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亿多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86%以上是文盲。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直面时艰，通过制度变革和道路探索，营造了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商国是、共谋发展的良好政治氛围，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1978年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要素，都得到空前释放与扩大，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于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中国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从5000多年深厚文明传统中汲取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熔铸精神之魂。“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马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演进及前瞻》
(1)根据材料，概括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特点。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隋唐至元朝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具体措施，并据此归纳其趋向。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中叶以来东北移民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忽必烈曾许诺宋降后杭州“宗庙悉许如故”。元军进城后，保护了城内各衙署，对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皇宫内等建筑也仅收缴礼乐器物，建筑得以保存。忽必烈至元十九年，杨琏真迦等为发展佛教势力，夺占原南宋御前道教宫观为佛寺，重构杭州的信仰空间。两年后，元政府在南宋故宫遗址上“建大寺五”，原受元廷保护的杭州城郊天圜丘亦被毁建寺。杭州成为江浙行省省城后，杭城内原南宋官街改造、重建成行省街署与官员府邸，监察江南官员的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大兴文教事业的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等，大体由南宋旧官衙改造而来，仍保持中轴对称、前堂后寝的布局。
——摘编自陈彩云《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空间的改造》
材料二 山东西南部的济宁城原为县级治所，元京杭大运河竣工后成为北方运河段的重要枢纽，是明代首批开设的7个运河上征收商品流通税的钞关之一，升级为兖州府下的州或直隶州。明中期后，土坯建起的外城城墙延伸着城市的防卫系统，鸡市口街、小纸店街、税课街、打铜巷等成为南外城街巷名。乾隆五十年，城内人口占济宁州31.8％，达15-20万。职业商帮中，出现了具有某些市民属性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参与当地修建寺庙、戏台、货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等。随着更多费用低、效率高的商船从事沿海南北贸易，济宁等山东西部运河两岸的城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急速被边缘化。
——摘编自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朝对杭州的改造历程。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济宁城发展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因素并予以说明。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