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南朝时期，南方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由于北人南迁，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南方冶铁业因此得到发展。稻田耕作开始使用铁犁、耙、耖等铁农具，这使得北方作物麦、粟、菽等耐旱、耐寒作物在南方得到推广。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和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也随之增加，这推动了南方粟、麦市场的发展。历宋、齐、梁三朝都城建康有较大规模的粟、麦市场。此外，山区的“蛮族”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力开发“蛮田”，使得“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
——摘编自杨乙丹《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及其思考》
材料二 以往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才能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而对分裂时期的地区性政权或偏处一隅的地方性政权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往往不予注意，也没有给以应有的评价。从南朝时期南方经济的间歇发展中不难看出，即使暂时处于分裂时期，只要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实行缓和矛盾、保境安民的政策，是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
——摘编自许辉《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朝时期南方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材料一 中国传统农业在原始社会时期便已产生，并延续至今。它诞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选择，即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农产品商品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农业经营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集中式的大规模农业生产较为少见。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的延续往往依靠的是代际传承，这造成传统农业知识体系更新缓慢，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
——摘编自韩贤克《中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文明的发展探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结合所学，列举元明时期农业“相关知识与技术强调归纳与总结”的代表性著作。材料二 1946年5月，随着国民党破坏和平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这一指示改变了抗战以来我党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强调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然而，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五四指示”的局限性、不彻底性的缺陷显露出来，主要原因是没有无条件废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提出的方式均为“有偿”，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的土地分配不合理。针对这一情况，1947年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摘编自周锦涛《刘少奇与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全国土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指出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通过的文件及其影响。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和完善土地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初期的“农民个体所有，家庭自主经营”到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权分离”到新时代的“三权分置”。这些变革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确保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摘编自刘雅静《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及基本经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概括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综合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概述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调整的经验。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隋唐时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羁縻府州，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行政基础。唐玄宗时期，东北的靺鞨族粟末部强大起来，唐玄宗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金末于各地设行省，开我国省制的先河，为后来元朝在全国普遍设立行省创造了条件。元朝时，辽阳行省的设置标志着“天下一家”治边思想在东北地区的确立。《元史·地理志》总结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摘编自刘信君《中国古代治理东北边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东北地区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控制。清初，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清廷鼓励民人开垦东北，使东北出现短暂的移民高潮。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以“东北为满洲根本，移民甚多影响旗人生计”为由，颁布八条封禁措施，禁止民人进入奉天。但封禁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挡关内民人“闯关东”的热潮。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利用地域上的优势，加紧对中国东北的掠夺和侵占。为了应对日益加深的危机，清廷开始放宽对东北移民的限制，推行移民实边策略，使大量移民涌入东北。同光时期，东北出现了民治机构建置的高潮。
——摘编自梁磊《清中叶以降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隋唐至元朝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具体措施，并据此归纳其趋向。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中叶以来东北移民的特点，并分析其历史影响。
材料一 清代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源于传统儒家的“养民”和“聚民”思想，其目标是赈恤农民、维持农业生产和平抑价格，具体包括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六类行为。清代国家干预粮食市场的相关政策以蠲恤制度为中心，依托于田赋制度、关税制度、漕运制度和仓储制度等诸多制度。其中，漕运和仓储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奏报制度提供了高效的信息支持。清代对恤赏、减免、缓征、改征、借贷和籴粜等国家干预粮食市场行为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方式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在乾隆朝前后已形成定制，并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正式制度，对粮食市场产生了长远影响。
——摘编自胡鹏、魏明孔《养民与聚民：清代粮食市场中的国家调控（1644—1840）》
材料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尽管粮食（作为商品）也自由流通了一段时间，但总体上粮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的是紧缺管控政策。1953年，国家出台《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对粮食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足情况下的分配问题，以保障城乡居民人人有饭吃，以及工业生产对粮食的基本需求。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制定出台了一整套粮食定量供应的紧缺管控政策，尤其粮票，可以说是紧缺管控政策的核心与灵魂。1955年8月5日，国务院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开始全面进入社会。
——摘编自王永春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变动规律研究及趋势展望》
材料三 2001年后，国家先后在8个省份进行粮食收购工作与销售放开试点工作，后又于2004年宣布在全国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粮食价格。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在消费端具有很强的刚性，但其生产端受到气候及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价格容易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放开农业市场后，为保护国内农民的利益及其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先后针对水稻、小麦等粮食品种出台了最低收购价政策。
——摘编自罗荃《新中国粮食价格政策演进内在逻辑与改革战略取向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分别概括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前中期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粮食政策呈现不同特点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粮食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史料一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裂）道而议，分徒而讼。
——摘编自《淮南子》
史料二 “士”从最低级的贵族转变到四民之首（士农工商），是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从此以后，“士”便从固定封建秩序中获得了解放……“士”不再受固定的身份的束缚，因此在思想上也解放了他们，过去是“思不出其位”，现在则可以“思出其位”了。
——摘编自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史料三 吾（孔子）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摘自《左传》
史料四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1)归纳史料一、二、三中的历史现象，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这些现象出现的社会根源。(2)结合以上史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冷落，而法家思想备受推崇的原因。
材料一 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地区第一次与内地为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适的意义。除此以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稽、胡丘、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索驼、各种奇禽异兽以及名贵的毛贸品，也都源源东来。以后，佛教和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于中国文化发生了根大的影响。中原地区则向西域输送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畲井（包括并渠）的技术传到西域。这种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也丰富了中原汉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上、下）册》
材料二 宋朝对外贸易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说明西汉丝绸之路开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对外贸易的特点。
材料 钱大昕（1728-1804），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针对重经轻史的学术风气，钱大昕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他将天文、舆地、制度、金石、版本等原本经学的分支学科抽离出来，并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对《史记》以后的许多史学典籍，他都一校勘，详为考证。在此过程中，他探寻出了诸多史学考据的具体方法，包括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归纳法等。在哲学上，钱大昕抑宋扬汉，对宋明理学一套哲理化的理论不满，极力把理学家大力鼓吹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
——摘编自张涛《钱大昕评传》
(1)根据材料，概括钱大昕的学术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钱大昕学术主张产生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