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汉朝初立，匈奴方盛，汉政府不得不将大量士卒调集北部边郡，但戍卒的口粮必须从内郡输送。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军队屯田政策的施行与北部边郡农业开发的顺利进行，西汉政府大胆改革创新，将内地征粮制改为边郡市场籴粮制，以满足西北地区的军事需求。汉政府规定，无论市场米价贵贱，每年秋收后均由中央政府调控物价，在向边郡民众大规模籴粮的同时，还设立常平仓等配套设施辅助政府的籴粮措施。军事籴粮制度实施后，政府每年免除上百万青壮年劳役之苦，同时也减少牛马驴骡等役畜的大规模征用，大幅度降低长途运输中人畜粮草的消耗。汉代中期“内地移民及其后裔至少有150万”，汉宣帝也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汉代“中兴盛世”。
——摘编自慕容浩《汉代西北边郡政府军事籴粮制度发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中期西北边郡政府军事籴粮制度实施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中期西北边郡政府军事籴粮制度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1890年创办的汉阳铁厂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沿用衙门机构的职务称谓，管理机构以及运作方式也照同衙门。对于聘用的洋员，创办者张之洞让他们主要负责技术，行政管理则由中国人负责。对于数量较多的工人的管理，汉阳铁厂也采用了近代中国早期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工头制，即由工头（资深工匠）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工人，在外国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帮助下，应付和完成本部门生产中所有最重要的技术操作工作。
——摘编自张忠民《汉阳铁厂早期（1890—1896）的企业制度特征》
材料二 1896年6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当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亏损严重。郑观应说，“铁厂要务，首在焦炭”，主张用机器采煤，同时建议修筑萍乡到株洲之间的铁路，如此“可望运费减，煤价廉，且不致小船装运迟滞，沿途偷卖，侵沙灌水等弊”。郑观应针对铁厂纪律松弛的现象，制定《汉阳铁厂厂规》30条。他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郑观应任期内的汉阳铁厂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1893—1896年汉阳铁厂的总产量。
——摘编自杨华山《郑观应与汉阳铁厂》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阳铁厂早期管理模式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郑观应改革汉阳铁厂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 唐代以前的漕运，不论是船只还是运输都由私人承办，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唐朝政府的管理，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的漕运利益不能够得到完善的保障。刘晏针对这一问题，将建造漕船的工作收归政府，由政府统一建造漕船，在船厂的管理上，刘晏注意到不法官员暗自克扣造船经费，于是他挑选廉洁的官吏到船厂进行监督管理。在造船技术上，刘晏根据各个河段自身特点及其水文特点，建造不同的船只，以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便为漕运事业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刘晏还改原来的客户包运为政府运输，由政府组织训练船工、水手，保证漕运的安全运行。刘晏吸取以往的教训，在漕运所用人员方面采用“以盐利为漕佣”的办法，即国家将实行食盐专卖所得的钱用于雇佣漕工，这使得漕运的劳动力得到保证，并且能够提高雇工的积极性，保证漕运的高效率运行。经过刘晏的改革，唐代漕运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而劳力有保证的效果。
——摘编自杨风阁《论唐代刘晏漕运改革的始末及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刘晏漕运改革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刘晏漕运改革的作用。
材料 金世宗完颜雍（1123-1189），本名乌禄，金太祖之孙。他即位后，针对人事组织的弊端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在军事人才选拔方面，大定二年（1162年），金世宗采纳魏子平的建议，以家产为根据征收赋税，用以征募有才能者担任军职，以期做到人尽其才。大定四年（1164年），金世宗将建国初期都元帅、左右副元帅、左右监军、左右都监所持有的，用来封赏降臣降将以便宜行事的信物金、银牌加以制度化，规定“增都元帅金牌一、银牌二十，左右副元帅金牌各一、银牌各十，左右监军金牌各一、银牌各六，左右都监金牌各一、银牌各四，三路都府银牌各二”，自此成为定制，规范了朝廷信物的使用。同时，中央对部队的控制力度有所增强，如海陵王试图迁徙骁勇善战的胡里改人而未成，到金世宗时已经成功将其部二猛安、二十四谋克迁徙至上京率、胡刺温之地以备非常，最终金世宗将东北、西北、西南边远诸部族皆纳入朝廷统一的人事组织范围之内。
——摘编自李玉磊《金朝军事保障相关问题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金世宗改革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金世宗改革的作用。
材料一 19世纪初的英国，在家族授产制下，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的人只享有有限的经营处分权，不能出让、置换、出租土地。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议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传统的土地法。19世纪中叶，一些议员领导建立了一个要求“自由的土地”的运动，强调土地自由转让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必须得承担亚当·斯密的责任……应当建立一个争取（土地）自由贸易的联盟。”19世纪70年代，议会中的激进派提出：“应当保障土地承租人的权益，使他们享有充分的改良土地的权利。"1882年《限定土地法》通过，规定“占有土地的终身地产权人享有广泛的出租、出售、改良土地的权利”。
——摘编自咸鸿昌《19世纪英国的土地法改革》
材料二 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正式提出了“三权分置”制度，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2020年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废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能入市的规定，改变了过去以土地征收原用途来确定土地补偿费的办法，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摘编自西部资源杂志社《近代中国历次土地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英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英国土地改革和2008年以来中国土地改革的异同，并评析2008年以来中国土地改革的合理性。
材料 咸平二年（999）正月诏书：“如闻榷茶之所，官不售者，必毁弃之，斯可惜也。自今令第其品而受之，轻其价而出之，使物无弃而民获利"。诏书中所说的“榷茶之所”是官营茶场。
咸平三年（1000），杨允恭建言：产茶之地，民输赋者悉计其直而官售之，精粗不校，咸输榷务。商人弗肯，久而不鬻，官即焚之。今请均其色号、以年次给之。真宗“许之”。真宗即位之初，由榷货务总领茶货购销造成的问题依然存在，其最突出者，即茶户长途运输的困难。咸平三年，他下诏茶户可以就地缴纳茶货。景德三年（1006），因主管部门“制茶事过为严急”，真宗上谕说茶货采摘不易，对茶户所呈交合格产品，官府应按其等第收购，不合格也要按价支付官钱，如只认可精细合格茶品，则伤害茶户利益，茶户多贫民，如茶叶交售受损则可能聚为寇盗，故此等事宜务必灵活处理。禧元年（1017）五月，他甚至还发诏令“福建路买纳民茶，斤增十钱”。
——摘编自李世忠《论宋真宗的茶政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宋真宗茶货购销改革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真宗茶货购销改革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宋朝时期，许多城市妇女走出家庭，成为与农业相脱离的手工作坊主、雇工或女使。如（贾易）“无为人，七岁而孤，母彭氏以纺绩自给，日与易十钱，使从学”。“九市馆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是宋朝城市妇女从事商业活动的真实写照。她们大多是沿街、上门叫卖的小商贩，或是开中小店铺的店主。城市中还有很多依靠文化与技艺谋生的妇女，《齐东野语》就记载了一位精艺绝妙的女医邢氏。宋朝时期的酒楼上已有一些受雇为酒客斟酒换汤的妇女，还有一种临时受雇的妇女，类似于现代的钟点工。
——摘编自郭宏荣《宋朝市民阶层妇女研究》
材料二 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农村妇女外出务工的最佳方式并不是进工厂，而是做女佣。以晚清的广州为例，社会对女佣需求量很大，女佣则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她们受雇从事的家务劳动均是以往乡间家务劳动的自然延伸，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且广州地区妇女无缠足陋习，亦不忌讳抛头露面。这时的女佣，与之前的女佣已有本质区别，她们与东家建立的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没有或者基本上不存在人身依附与从属关系，成为与女工一样的职业女性，有“广州梳佣”等专门称谓。|当地竹枝词写道：“梳佣光洁小环妖，短短衣装窄窄腰。娜步湛华园外过，花香人影共娇娆。”她们的装束较为时髦，其衣饰装扮甚至被一些大家闺秀仿效。
——摘编自夏坤《晚清广州女佣研究》
材料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三次写入全国党代会报告，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在制定政策、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与妇女的基本权益，纵深推进对不合理的婚丧嫁娶习俗、不平等的性别观念的整顿（整治），基层女性不仅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限制，而且拥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和发展可能性。
——摘编自彭杨扬《重视基层女性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城市妇女走出家庭后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城市妇女走出家庭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晚清广州女佣与宋代职业女性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广州女佣群体兴起的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女性职业选择与乡村振兴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加关注市场导向、企业化政府、政府绩效、竞争外包等，因此“企业型政府”和“以市场为本的公共行政”成为了未来政府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随着各个国家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愈发频繁以及信息时代的来临，它缩小了各个国家间的距离，信息的更新也越来越快。这些深刻地改变了国际形势和各个国家的内部结构，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培育不断壮大，后现代社会的公平、平等、民主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城市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民间性的理事会、志愿性社团等组成了十分发达的社会自治组织系统，他们与城市政府一同参与到城市治理的活动中，并以此形成了网络化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是城市治理的血液，没有这种血液的流动，城市治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城市治理取代之前的城市管理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个分支，获得了较快较好地发展。
——摘编自史梦宇《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以南京为例》
材料二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的重要论断。全国近700座城市的现代化治理不可能一步到位，更不会整齐划一、先行探索和推动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走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市民参与”的协同治理之路。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中，不仅做大“蛋糕”，更不断完善公平合理分配“蛋糕”的机制和手段，让所有群体平等共享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成果。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每个人的德行、善举、精神和心灵，通过修身修心和自律反省促进人们规范言行、遵纪守法与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同步运用法治、自治、共治、智治等治理方式。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城乡融合治理和大都市圈及城市群的跨域协同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就会大打折扣。
——摘编自陶希东《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现代化城市治理的路径”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迄今为止，公认中原地区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发现于公元前8世纪的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比西亚赫梯人的人工冶铁要晚了1000多年。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西汉以来，钢铁冶炼行业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还能大批量生产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如灯、釜、炉、剪等。罗马帝国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中曾说“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中国人把它连同各种织品和皮货输送给我们”。鉴于铁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历代王朝多直接控制钢铁冶炼，17世纪以前，中国至少有10项冶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摘编自李绍强《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
材料二 洋务运动后期，一些洋务派督抚开始在自己主政区域建立钢铁企业。1871年，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首先采用新的钢铁加工技术：安装吊车，铸造大型汽缸；购置3吨汽锤，锻造大车轴；建立轧钢厂，轧制15毫米以下的造船钢板和6—120毫米圆钢、方铁。1890年，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成中国第一座3吨炼钢平炉，后又建成了一座15吨炼钢平炉。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这是中国也是远东第一座近代钢铁联合企业。1896年汉阳铁厂招股200万两白银，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从1871—1895年，全国钢铁最高年产量，铁没能超过50万吨，钢没能超过10万吨。
——摘编自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材料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钢铁工业的基础十分薄弱，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但广大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不畏困难，凭着钢铁意志创造了钢铁业发展的奇迹。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相继恢复和新建了鞍钢、武钢、包钢等钢铁厂。钢铁工业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构建起“三大”“五中”“十八小”的格局。三大是建设鞍钢、武钢、包钢三个大型钢铁基地；五中是扩建、新建五个中型钢铁企业，即扩建太钢、重钢、马钢、石景山钢铁厂，新建湘钢；十八小是新建十八个小型钢厂，即邯钢、济钢、临钢、新余、南钢、柳钢、广钢、三明、合钢、长特、新疆八一、杭钢、鄂钢、连钢、安钢、兰钢、贵钢、通钢。到1956年，新中国钢铁产量年均增长31.6%，到1957年达到了535万吨。
——摘编自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钢铁冶炼业发展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洋务钢铁企业的发展不同于古代钢铁冶炼业之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钢铁工业迅速发展所折射的时代特征。
材料 科举作为吸收寒士的唯一途径，也让宋廷把科举当作最重要的取仕途径。北宋前期，一方面通过糊名、誊录、覆试、禁止公荐、禁止作弊乃至禁止参加科举等方式排除家世在科举中所起到的作用，降低势家子弟的及第机会；另一方面则施行免除路费、降低考试要求等偏向寒士的政策。科举作为帝王权术的有力手段，由于权相政治在科举中排除异己，吸纳党羽，在某种程度上窃取了帝王的“威福”权柄，变天子门生为私人的政治党羽，令科举沦为权相掌控权力的工具。在参与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势家子弟可以借助家世提供助力，而宋廷通过各种制度政策禁止势家等对科举的直接影响，将势家子弟的权力“关进笼子里”，家世仅能在提升势家子弟的文化素养上有所助益，以至于家世不再具备直接干涉科举的能力，间接影响士人考中科举的概率。宋初借助“抑势家，拔寒士”的政策来抑制势家大族的隐性影响，缩减二者在科举考试中的差距，促进社会流动。这种科举政策，有助于弥补科举之外的不公平，实现公道正义。
——摘编自李兵《宋代科举“抑势家，拔寒士”政策考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初“抑势家，拔寒士”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抑势家，拔寒士”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