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华夷之辨”也是司马迁民族观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司马迁以华夏中国为中心，将四夷纳入王朝的统治，这种“夷夏同朝”、“天下一家”的大一统王朝观将夷夏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武沐《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新纂云南通志》中记载，“有自从汉俗定姓者，皆以明时始著姓”。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制度可以争取更多的社会文化资源。以科举制为例，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占主导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常常受到歧视，很难在科场中脱颖而出，步入仕途，而攀附汉姓，假扮民族身份，不失为种理性的选择。如彝族李学周，就是改汉姓穿汉装前往北京赶考应试考中进士的。汉族的门当户对、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在云南地区广泛传播。
——摘编自廖国强《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代云南少数民族认同汉文化的表现。
材料一 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年）撰写了《史通》，他第一次系统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对于司马迁，他高度评价了其立言不朽、纪传体的开创以及广博的史料功夫，同时，也对其《史记》进行了广泛批评。指出纪传体“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并进一步批评“《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他反对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理由是：“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司马迁的评论有许多天命思想，刘知几提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摘编自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
材料二 （民国）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贡献，新的考据论文，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还有新史料的发现、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都是重要助力。
——摘编自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刘知几的历史时间观，并归纳刘知几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释民国建立以来经济社会史研究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历史学习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秦之短寿使得匈奴一时坐大，匈奴趁秦末动乱之际再次侵占河南地，成为新统一中国的汉朝的一大威胁。故此刘邦欲趁统一江山的战胜之锐一举解决匈奴问题，亲率三十万大军与匈奴交战，但却由于轻敌导致自己反被匈奴包围，遗下汉之国耻。无奈之下，刘邦只得采取和亲之计，但匈奴并不因此而满足，反而时常入侵汉边郡掠夺人民财物。汉初经过秦末大乱之后，名都空城，人口锐减。汉文帝开籍田以劝导天下，景帝时又将田租确立为三十而税一，故而到汉武帝时经济繁荣到顶峰，诸侯势力也遭到打击，也就放开了手脚去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到元狩四年时，汉发动漠北之战取胜之后，国家已无力颁赐厚赏，就连战士的俸禄也因为财匮而发不出去，因而在西域实行屯田就理所当然了。
——摘编自张建文《汉代屯田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确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一，为实现政治安边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之初组建了“劳武结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赓续了汉唐治理西北边疆注重实用、认可多元、与时俱进的传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和国家赋予重任，并长期驻守于边疆、服务于边疆的特殊准军事组织，维护国家利益、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是兵团的最高利益所在。兵团作为一支生产队，经过几代兵团人的不懈奋斗，新疆的现代化农业得到长足发展，一大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疆也是多民族聚集区，兵团重视少数民族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整体素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兵团就注意培养和使用本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为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在农业资料上实行优惠价格，同时积极改善少数民族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自组建时起，兵团就以形势发展为依据，以屯垦戍边为使命，在西北边疆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李东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演进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在西域实行屯田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要原因，并说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元代的河南地区尚未大规模种植棉花。明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征收的棉花中，山东、河南、山西、河北四省占比已达85.9%。清代河南棉花种植区域已遍及全省。如豫北彰德府内黄县棉花产量大，“出贩于山西泽潞诸州县”；林县“户无贫富，妇女皆以纺织为主业，所制棉布质坚耐久，名曰家机布，除备服用外，运销泽、潞等处”；卫辉滑县“所有输出物产，不过棉花一种”；许州五女镇不仅是棉布交易市场之一，而且有“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所产出的丈六布“行销秦晋两省极多”；石固镇的二八布被“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岁勤动矣”。
——摘编自王林林《明清晋豫商路兴衰探析》
材料二 影响晚清时期河南植棉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京汉、汴洛两铁路相继开通后，中原地区和外部的交流日益增多，不止棉花的品种得到改良，棉花向外输送也变得便利和快捷。20世纪以后，国内大型纱厂不断建立，到1911年有十几家纱厂，35万枚纱锭。英、美、日等国纱厂也迅速增加，如日本1892年有39家纱厂，38万枚纱锭，年耗棉量就达88万担。
——摘编自刘西峰《清代河南棉花的种植与运销研究》
材料三 1978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是900万亩。199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为1234万亩，此时新疆的棉田只有652.8万亩。1992年，河南省棉花种植达到巅峰，棉花种植面积飙升至1872万亩。2000年，新疆的棉花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33%，河南的棉花产量则为16%。2008年，新疆季节性采棉工有68.6万人，最大的省外采棉工团队来自河南省，达18.1万人，仅次于新疆本地的22.8万人。2010年，河南棉花种植面积大约只有700万亩。2020年，新疆棉花机械采摘率已达69.83%，其中北疆95%的棉花是通过机械采摘的。
——据《河南统计局棉花种植30年报告》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河南植棉业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时期河南棉花种植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河南植棉业兴衰的认识。
材料一 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主要是指明中叶后，我国社会孕育和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早期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社会政治思想。其基本特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要求开明政治，倡导平等和民主；一反过去封建时代的经济思想，主张工商皆本，重视货币，要求平均土地等；不屑于空谈性理，在一切社会文化领域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由此形成的一套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中国人自己的启蒙思想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均有很深的自然科学造诣，在极为丰富的科学思想中，蕴含着启蒙的精神。
——摘编自张华荣《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简论》
材料二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就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陈独秀明确提出：“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新文化运动的崛起促成革命力量的成长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必然。恳昧和迷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昧和迷信，提倡科学，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赛先生”，通过尊崇自然科学法则，培养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礼教、旧思想和旧文化对人性的束缚，主张科技救国。但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有其不足之处，胡适、陈独秀、鲁迅和李大钊等人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等都高人一等，这也导致阳春白雪的理论很难深入劳苦大众，运动也只能流行于精英阶层之中。
——摘编自姚天琪《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文化运动人文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早期启蒙思想产生的背景并概括其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早期启蒙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异同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武帝对经东南亚至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开辟，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到了隋唐时期政府把对外贸易重心从陆路转向海路，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宋元时期伴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至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的外贸管理法则。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渐增多。明清时期，为了发展“朝贡贸易”，政府鼓励海外诸国“朝贡”。但因“海禁”政策的实施和晚清时期海权的丧失，以和平交流为基调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
——摘编自钟海《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与衰》
材料二 英国在中世纪晚期可以说是处于欧洲的边缘地位和东西方贸易的末端。欧洲商业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安特卫普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与之隔海相望的伦敦以其便利的交通，国际贸易地位也随之上升。到了伊丽莎白女王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英国国力增强，王室注重保护本国商业，增加出口贸易。这一时期，在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海外攫取了大量财富，这刺激了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商人和冒险家向海外扩张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英国走向了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17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范围内的竞争扩及世界，殖民地在英国海外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殖民地贸易模式逐渐形成，为英国工业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并在纷繁复杂的欧洲局势中为英国抢占先机。
——摘编自孙燕《近代早期英国海外贸易的兴起》
材料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的当前，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但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搭建战略平台，携手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共同富强。不仅保证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安全，并能让沿线国家和中国互惠互利共赢。
——摘编自中国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英国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 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朝时期科举制的发展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学习效仿中国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便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问题。1923年，中共三大最终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24年，以邹鲁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对此，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坚决予以驳斥和回击。在黄埔军校里，周恩来、叶剑英曾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萧楚女等人先后在军校任教，他们不断宣传革命思想，培养了一大批军事素质强、政治觉悟高的学员。国民革命中，工农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仅武汉地区的工人罢工斗争就达三百多次，数十万人参加。上海工人连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并最终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1926年11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掀起农运浪潮。
——摘编自赵建栩《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作用》
材料二 还在1927年7月初，即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还没有对共产党人下逐客令的时候，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已清楚看到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前景了，大家基本上一致认为破裂后的形势对共产党人不利。蔡和森、毛泽东等人明确认为只有“上山”一途，即依傍山地避开国民党各路大军的围攻，伺机发展壮大。然而.随着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共产国际指派不满30岁的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前来担任新的国际代表，苏共中央出钱欢迎宋庆龄、邓演达等前往莫斯科商谈另立革命的国民党问题，武汉政府麾下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声言：“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共产党人对形势的估计又明显地变得乐观起来了。
——摘编自杨奎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大革命中的主要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前，共产党人“又明显地变得乐观起来了”的原因。
材料一 汉初在恢复分封制的同时,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边远地区也不例外。各边郡置郡守一人,其下设有丞和长史,边郡的官吏称为“边吏”。南方边郡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郡太守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移风易俗。南方边吏任职时间普遍较长,且无固定的任期。此外,在南方,以内郡人治理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以西南地区的北部诸郡人治理其南部诸郡,但地方大姓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一些大姓家族甚至把持了地方政权。
——摘编自颜雅彬《略论汉代的边郡制度》
材料二 清军入关后,在疆域统一进程中逐渐发现,由明代继承而来的职官制度无法满足边疆治理需求。为此,清朝建立之初,在边疆官员来源上采取就近推升的方法,由督抚根据地方形势,推荐就近官员升任,“四川有缺,在于陕西附近推升;广东有缺,在于福建附近推升”。为缓解边疆“缺官”问题,对愿赴边疆的官吏适度放宽选任条件,并予以优抚。“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地方边远,不拘科分,即准拣选。”清初沿用考满制度,边疆地区将边俸制度与考满制度配合使用,通过缩短考察年限,为边疆官员提供更多的升迁机会。顺治十三年（1656年）,兵部尚书王永吉提出的“缩减边俸考满较俸年限”建议被采纳,边俸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
——摘编自戴龙辉《从边俸到边缺:清代边疆官员选任中的制度演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南方边吏任职的特点及弊端。
(2)根据材料二,归纳清初边疆官员选任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历史作用。
材料 《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清政府行将崩溃的财政体系和国民经济以致命打击。对外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对内各级官员大多不遑顾问地方利弊与生民休戚，各地人民纷纷掀起不同形式的求生存斗争。甲午战后洋务运动的破产势必导致“中体西用”为理论核心的洋务思潮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维新思潮的兴起。维新派的主要代表康、梁等都是些“拿起笔杆做刀枪”的读书人，他们从变法一开始就提出了“全变”的思路与齐头并进的举措，不分轻重缓急的操作，使传统的顽固守旧力量及各种潜在的反对势力都被动员起来。光绪皇帝没有实权，而推动变法的维新派也没有能为变法争取最高实权人物的支持。洋务派集团中虽然有一部分人主张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但他们循序渐进的改革路线又被激进的改革派激烈反对。顽固派阻挠对康有为等变法者的认同，造谣惑众、挑动社会对变法的恐惧和不满，最后将变法扼杀在摇篮中。
——摘编自张喜云《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戊戌变法研究综述》
(1)根抠材料概括戊戌变法发生的时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归纳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主客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