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72年，在华英国人提出在上海外滩筑堤并建造外滩公园。时人便将外滩公园释以“公家花园”四字，并提议向社会募捐筹修建之资，而非向西方借贷，以免花园落成后“将禁华人入内游玩，以示结清严密之关防”。然而公园落成后，华人仍不免受到排斥。《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向西方列强开放，全国各地外国商人开始提请建造“公众花园”。清朝末年，清廷派出考察团对西方各国社会进行实地体验考察后，发现城市中均大量建有公园等公共设施，于是将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建设视为西方列国强盛的原因之一。受此启发，各省督抚纷纷开始重视创办公园，并寄希望于公园的建设能够“开各人智识”。社会舆论也将公园视为强盛国家必不可少的公共场所。1917年，有文章指出，中央公园开放之后，一年四季，不仅“春秋佳日，士女如云”，即便“日暮天寒”，园中仍旧游人“往来如织”。公园如此受到市民的喜爱，可见此处“必有于心理上受无穷之感化，于身理上受无形之利益，而不自知者。”
——摘编自胡蝶《从清末民初公园论看近代中国“公共”意识的建立（1870—1920）》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公园发展呈现出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公园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了丰厚的中国茶文化，宋代作为中华茶文化的繁荣期，其兴盛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北宋王朝结束了唐末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一时期手工业及农业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飞跃式进步，社会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在国家统治方面，宋代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文人地位空前提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象和审美意识情趣，茶得到了宋代政治家乃至文人墨客的垂青。同时宋代茶叶生产地区扩大、生产技术进步，把中国古代茶叶的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茶产量的增加与制茶工艺的进步，使得饮茶活动普及，饮茶之风在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中尽皆流行开来。
——摘编自刘礼堂，范钰翎，李敏瑞《宋代宫廷茶文化探究》
材料二 宋代特色茶文化促进了茶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致使生产和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市场逐渐规模化，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初级市场、中转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并建立起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国内市场秩序，市场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宋代茶叶边疆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茶业经济的发展在为政府提供巨额的茶利来源的同时，也通过茶马贸易满足了对战马的需求，维护了边境地区的稳定，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维持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友好稳定关系的纽带。
——摘编自孙达，王盈峰，张士康《论宋代茶文化特色及其在当代的传承》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茶文化繁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说明宋代茶文化繁荣的影响。并结合所学分析我们今天传播茶文化的意义。
材料 司马迁将项羽载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班固将项羽载入《汉书·卷三十一·陈胜项籍传第一》。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介绍项羽生平（“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以及转述项羽的言论之外，均对项羽以“字”相称，或者称其为“项王”。在《汉书》中，班固对项羽以“名”相称，很少称其为“项王”。在《史记》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霸王”，而在《汉书》中，项羽的封号是“西楚伯王”。关于项羽身死之后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在《汉书》中，班固没有如司马迁那样详细介绍汉军占领鲁地的过程，在写完项羽乌江自刎一段之后，班固仅用一句话交代了项羽的后事——“汉王乃以鲁公号葬羽于谷城”。
——摘编自张春巍《项羽生平记述差异分析—基于〈史记〉和〈汉书〉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史记》和《汉书》记述项羽的差异。(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史记》和《汉书》对项羽记述的因素。
材料一 四像砖、画像石是贵族官僚营建墓室的装饰品，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是画像砖的繁荣期。画像砖、画像石分布的地区很广。从现已发掘的情况看，以黄河下游为中心，北到北京，南到云南，东到山东，西到四川雅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土汉画像砖、画像石有数万之巨。画像砖、画像石画面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表现墓主身份和经历的车骑出行、属吏、谒见、幕府、尊贤敬老、讲学传经等；墓主庄园、手工作坊的劳动景况；墓主日常生活方面等；表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民俗的场景，表现商业集市活动的情况。其它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祥瑞事物等。
汉代广泛使用铁制工具．创造并推广了“耦犁”，使粮食亩产成倍增长。可是在史籍上关于“耦犁”的记载只有“二牛三人”四字。陕西米脂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再现了这种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方法，使今人对“耦犁”一目了然。
——摘编自《论汉代画像砖（石）文献的史料价值》等
材料二 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的孝道，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摘编自解树明《汉代农耕画像石模式化生产与意义表达》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作为史料的价值。
材料一 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陆路以铁路连接物产丰富的东北腹地，海路则以大连港为节点， 联结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曾建起大批现代化工厂，并且作为太平洋战争 物资集散地，大连还大量存储了汽油、布匹、钢铁、化工等原料。日本投降后，大连由苏联进行 军事管制，不久便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接管，很快恢复了秩序。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十分重视 军队的后勤建设，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1日，苏军 将“满洲”化学厂等6家工厂移交我方，与我方陆续建成的引信厂、弹药厂共同组建成“大连建新公司”,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摘编自张艳《从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的三份红色档案说起》
材料二某历史兴趣小组以大连建新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大连军工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情况。以下是他们搜集到的部分资料。
| 序 号 | 史料内容 |
① | “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多次到建新公司，“每次去，都带大批物资，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鼓励职工们坚持自力更生，加紧生产。” ——何长工《何长工回忆录》 |
② | “日本技术工人获原为研制硬质合金作出贡献，被公司评为一等模范进行表彰。 高桥、藤村、伊藤荣在生产立功运动中立大功，在全市范围内对其进行通报嘉奖。” ——大连五二三厂档案室 |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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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林岗作品《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发表于1951年1月《人民日报》 (说明：1949年12月19日，大连建新厂女工赵桂兰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被扎伤。 因此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于1950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成立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大连军事工业发展的原因及其意义。
材料一 唐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有所谓“道”的划分，道之下是州统县的地方行政制度，唐太宗贞观初年，把全国分为十道，这时道只是一种监察巡视的区域，巡视道的官员都属临时派遣的性质，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分全国为十五道，各置常设的“采访处置史”管理，后来地方官吏的权利日益增大，节度使往往兼领道的长官，掌握军政大权，道也成为军事割据区或行政区，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摘编自王仲荦著《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在各级地方官的设置上，宋朝基本上是针对节度使的权力开刀的。宋统一后，起初是依照唐制分全国为十道，997年改全国为十五路（类似现在的省），后不断增加，直至二十六路。在路之下，宋的地方行政机构还有州、县两级，与州平级并存的还有府、军、监等机构。在路、州增设“监司”、“通判”等职，有力地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但也造成宋朝冗官多的弊病。
——摘编自周宝珠、陈振主编《中国历史·宋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从唐到宋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化趋势。(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两代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产生的不同结果。
材料史载明清时期苏州“本属水乡，田土不宽，地方亦狭，户廛之稠密，食指（人口）之浩繁较他处不啻倍蓰（数倍），额征粮滑又甲于直省，即遇丰稔，完赋外亦属无多。向赖川湖客米源源而来，方敷食用，是以民间盖藏稀少，缓急无资”。松江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就连僻远的崇明具，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商贩每年从安徽购米约二十万石，此后逐年递增，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已需买进约三十万石才能满足当地需求。政府格外重视苏松一带的米价波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十二月，苏松米价腾贵，一石买价一两六七钱。以后几年，随着湖广、江西贩米之船络绎来苏，“上号米一两一钱之内，次号米止卖九钱，百姓皆容易过日”。
——摘编自民国《吴县志》、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等
(1)根据材料，概括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出现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王阳明的思想到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非名教所能羁络”。晚明文人通过结社，“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另一方面来选择知己的朋友……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后来才门户开放”。江南的几社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触及时事，试图纠正时弊。复社成立以后，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入，不过复社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复社的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苏州尹山成立大会的人中，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有235人，浙江168人，其他成员来自江西、湖广、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合计680人。
——摘编自樊树志《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材料二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但因该会主张立宪治国，因保守派极力抵制，很快遭到朝廷封禁。就在强学会解散之际，其他地方开始兴办学会。在1895至1898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学会将近90个，在明确以会命名的68个团体中，湖南、上海、北京分别有17个、15个、12个，合占六成以上。嗣后，慈禧听政，即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褫职治罪，再申“联名结会之禁”。
——摘编自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明时期文人结社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晚明文人结社相比，概述19世纪90年代文人结社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西瓜起源于非洲。924年，契丹军队攻取西州回鹘后，西瓜种子被带回上京进行种植。1143年，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带回了西瓜种子进行试种。元代，西瓜在中国北方已经形成规模化种植，并且成为瓜农创收的重要经济作物。东南的江淮、闽浙地区也开始大范围推广栽培。明代，西瓜栽培技术更加成熟，品种资源也日益丰富，种植面积和规模都显著增加。情代的西瓜生产盛极一时，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顶峰。外洋品种的引进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西瓜种质资源的多样性。
关于西瓜的栽培技术，农书及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详细记载。西瓜的生育期较短，又比较适宜进行间作套种，可以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显著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历代瓜农不断总结和提高栽培技术经验，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西瓜除直接生食之外，人们还把西瓜渍以糖；也可以用西瓜皮做成凉拌小菜；瓜子经过曝晒、炒制能够加工为荐茶佳品。西瓜不只具有食用、药用意义，它还可以被加工成玲珑可爱的工艺品，同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实现融合。
——摘编自刘启振《西瓜在中国的引种、传播和本土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西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瓜在中国广泛种植的作用。
材料 《史记》《汉书》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存在巨大差异。《史记·封禅书》刻画出一个迷信神仙方术、劳民伤财的昏君形象，而《汉书·武帝纪》塑造的汉武帝则是一个勤政爱民、好施仁政、开拓有为的明君、贤君形象。
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与司马迁、班固两位史家所处政治环境与撰史思想的不同密切相关。司马迁是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史家。经过汉初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继位之时，西汉国力趋于服盛。但司马迁目睹汉武帝王霸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因此，司马迁故意选取汉武帝迷信方士、求仙问道等诸多荒诞之举加以集中叙述，以表达自己对汉武帝好大喜功及其劳民伤财之政治举措的强烈批判。并且在汉武帝执政后期，个人专断作风日盛。司马迁私人撰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写史的自由度较高，不会受到过多干涉，从中也可看到司马迁较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而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是奉旨而撰，官方正史意味浓厚，具有强烈的“尊汉”正统意识，处处要维护并强化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儒家思想也逐渐成为两汉王朝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儒家的政治伦理规范，如是否施行仁政、尊崇儒术等便成为评判一个君王是非功过的最高价值标准，东汉的班固显然受到这种思想的深厚影响。同时，班固将汉武帝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君王，也有为东汉后世的君主树立榜样的目的，以鞭策他们建立像汉武帝一样的丰功伟业。
——摘编自王亿千《<史记><汉书>中汉武帝形象塑造的差异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具体的史实分别论证司马迁与班固为汉武帝塑造的形象。（材料所涉及的史实除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与班固所塑造的汉武帝形象不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