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经历了鸦片战争，在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裕谦幕府，参加了定海抗英斗争。他一生阅历丰富，且勤于著述，所编作品达43种之多。在这些著作中，呼吁国人“悉夷”，即了解西方，通晓夷情，做到知己知彼。如何做到“悉夷”呢？魏源认为，“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魏源提出“制夷”“攻夷”等主张，将国家民族放在首位，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忠君爱国的传统思想不同，是近代爱国主义最核心的内容。《海国图志》中提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指出，“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既造，即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除了“强国”的军用工业，“富民”的民用工业，亦在学习之列。
材料二 魏源认为美国公举大总统，四年一换，“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魏源还指出“日则居中，地与各政皆循环于日球外，川而不息，周而复始。”诸如此类的新观念，使得魏源对事物变化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为其革新主张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无疑，魏源的革新思想和主张，否定了顽固派的不变论，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变易思想。这些观念，不仅促进湘学在实践中走向革新，同时又为其近代转型提供了哲学基础。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育民《湘学近代转型的前驱先路》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魏源的主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源这些主张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英金融借款交涉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时期中英交涉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下表为部分古籍关于魏晋以前诗歌的记述摘编
| 古籍 | 记述摘编 |
| 先秦《尚书·尧典》 | 诗言志，歌永言（延长诗的语言），声依永，律和声 |
| 先秦《国语》 |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 |
| 西汉司马迁 《史记·孔子世家》 |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
| 东汉班固 《汉书·艺文志》 | 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自孝武（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
| 东汉何休 《春秋公羊传》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
材料二 魏晋之后，名为乐府诗，但只取其旧题而完全脱离了固定的乐府曲调，不能唱只能读的，和不依旧题，自编新题名目，只可读不能唱的两种形式的诗歌日益增多，这正是以纸为媒介的文字交流兴盛的结果。书信中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彼此互寄所作诗赋的情况，诗作的题目中也可看到越来越多的《答某某》《和某某》《赠某某》这样的字眼。可见这时文人之间交流情感，已经是把歌词写在纸上，让对方在纸上去看。诗的内涵也由过去的直抒胸臆，变得越来越重视情境的描绘；由过去的感于哀乐肆口而发，变得越来越重视伫兴（感情的蓄积）与构思；由过去一唱三叹的声气的强调，变得越来越重视文字的藻饰和排铺。
——摘编自李壮鹰《纸与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先秦至汉代诗歌承续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说明魏晋至隋唐诗歌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书院的发展在南宋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书院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制度化的私学体系在宋代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为白鹿洞书院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完整的书院规章制度，也被称为学规，后来成为历代书院共同依据的范本。《揭示》强调：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名声，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朱熹认为书院教育的根本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实现上述教育方针，朱熹又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将德育置于教育首位的主张，为南宋学者和教育界所认同。以德育人为主旨的书院教育引发了宋代教育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使宋代教育达到了很高水平。
——摘编自刘佩芝、冯会明《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材料二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不久，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他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另一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他一入北大即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蔡元培认为“学”（学理）与“术”（应用）虽然“关系至为密切”，但因为“习之者兴趣不同”，要区别对待。“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
——摘编自娄岙菲《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并简要评析其教育主张。(2)根据材料二，概括蔡元培的主要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改革北大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自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时人认为西方便是“新”的模板。国人将世界分成新旧两部分，而西方便是中国想要进入的“新世界”，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均是时人想要输入西方文明以过渡到“新世界”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部分改变了这一思想态势，原本被模仿的现代文明即将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文明。梁漱溟不无夸张地说，中国的西化潮流很快“退落，成为过去之事”，“其转损（liè）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
——摘编自周月峰《以“未来”否定“现代”》
材料二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世界”的内涵和分析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思想态势发生转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与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区别，并分析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影响。
材料一 “国民性”，亦可作“民族性”，是由日语引入的名词，意为一国或一民族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心态文化特征。晚清以来的思想家多借用它来指喻中华民族在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情感、意志特征的总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与西方民族接触、对抗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屈辱，痛苦地启发了中国思想家渐次深入地从民族思想、心理这一最隐秘的层面上去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 项目 | 辛亥革命时期 | 新文化运动时期 |
| 侧重点 | “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 陈独秀说：“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
| 内容 | “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 |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实质，并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个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不同点。
材料一 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民盟坚决主张“反对中途妥协投降”，要坚持抗战到底。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为了挽救危局，1944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建议国民党统筹战备、给养、训练以及要凭战绩升降军官，撤换抗战以来作战不力的将领，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以期提高战斗力，发展本国的军需工业以增强军事实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政治上国民党日益腐败和消极，在经济和军事上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1944年3月周恩来号召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民盟积极支持并参加这一运动，创办报刊抨击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强烈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民盟领导人张澜认为，“某一党获得政权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所私有”，“而且党权竟超过国权……于是党治便自然而然的成为独裁政治”。
——摘编自张磊《略论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民主党派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救国会和第三党就发表宣言，指出挽救民族危亡唯一之途，是国内各党派都要“重其相同，轻其相异”，建立反日阵线，举国一致进行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退，仍留在山东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共同战斗。……民主党派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抗战以来，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外汇，对祖国抗战是莫大的资助。
——摘编自宋连胜《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及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及其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民主党派对抗战的主要贡献。
材料 1953年8月，周恩来提出了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确定财政制度，划定职权范围，分级管理，层层负责。”1954年，邓小平概括了财政预算工作的“六条方针”，一方面强调统一领导和逐级负责；另一方面又给予地方一定的机动财力和管理权限。1954年国家对央地财政关系做了调整：财政支出属于中央的列入中央预算，属于地方的列入地方预算；将国家的财政收入划分为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地方预算每年由中央核定；地方财政的年终结余，由各地在下年度安排使用，不再上缴。1955—1957年，央地财政关系每年都有一定的变化，主要根据当年的财政工作情况进行局部调整。党和政府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保证了新中国央地财政关系能够基本适应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国家建设的需要。
——摘编自刘晓泉、吴焱军《新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探析（1949—1959年）》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50年代我国财政体制调整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年代我国财政体制调整的影响。
材料一 萌发于中世纪的英国职业教育，在19世纪后半期迅速发展。19世纪，马尔萨斯等人提出了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的思想，教育家阿诺德等人积极提倡发展职业教育。斯德奇等人更是直接参与职业教育，如创办的成人夜校就推动了机械工人讲习所运动的发展。19世纪期，英国成立了“皇家工艺学会”等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管理。1889年，通过了《技术教育法》，要求地方当局提供技术教育等。19世纪后半期的大学不仅开始培养工商业人才，而且也“向每天的劳动仅足以糊口的人民群众的子弟开放”。为了提升英国的经济竞争力，1880年，“伦敦同业公会”成立了旨在从旁援助技术教育的“伦敦市成人教育协会”。
——摘编自李渝红《英国职业教育介绍》
材料二 建国之初中等技术教育的很多实施机构来源于旧时的公、私立职业学校。1952年3月政务院对其进行调整，规定每所学校都有特定的专业方向，统称为中等专业学校。同时，由于生产部门急需补充技术工人，技工教育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中专和技工学校的毕业生由其管理部门分配工作。为了使不能升学的学生掌握一技之长以便就业，国家还尝试开辟新的途径，从1958年开始，各地农村职业学校大量开办，开展农牧、林果、养殖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多类教学。与此同时，城市职业教育也逐步发展，1965年，全国中专在校生54.7万人，技校在校生18.3万人，农业等职业中学在校生443.3万人，三者已占到当时中学在校生总数的34.8%。
——摘编自俞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定位及规模发展演进的回顾》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后半期英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材料二 贵族形态从先秦开始，实行分封制，诸侯世袭，具备政权的法定确认。自商鞅推行军功爵制之后，贵族世袭传统被打破，由战国而秦，由秦入汉，先后产生大批平步青云的军功地主。汉武帝时期，世族势力遭到压抑，他去世之后，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地方上的世族势力乘机崛起。
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科举制是对军功爵制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的进入体制内的通道。在政治经济史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平民有了公平的上升通道，从此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完成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摘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古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次序，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推动第二次演进的历史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