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升华，他们或把民本思想从“民本——尊君”的体系中剥离出来，否定君主存在的合理性，从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异端”思想——无君论；或者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全面的改造或创新，如黄宗羲、唐甄等在抨击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中形成的“新民本”思想。在传统民本思想走向末路时，新民本思想顺势而生。
——摘编自陈碧芬《明清民本思想研究》
材料二 如何贯彻和落实民本主义，孙中山认为“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他主张“慎重地开发中国广大的天然和其他资源。开发资源不仅仅是为了富有，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国人民的满足和幸福”。为此，“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国家的建设首先要考虑民生，要考虑“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
——摘编自廖大伟《孙中山的民本思想》
材料三 1982﹣2015年，中国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小学从35.4%降到26.2%，初中从17.8%提高到38.3%，高中从6.6%提高到16.4%，大专及以上从0.6%提高到13.3%。2016年，城镇地区83.6%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农村地区87.4%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截至2017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几个重要保险的人数分别达到约4亿、5亿、11亿、1.8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4年的4.2%。2017年，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标志着中国的民生福祉增进进入均衡发展型阶段。
——摘编自武力主编《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新民本”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孙中山民本思想与明清“新民本”思想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保障方面的特点。
材料一 所谓“大一统”观念，就是主张华夏族和四方的“五方之民”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战国时还实现大一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讨论了“大一统”这个课题。《禹贡》、《周礼》等主张中国、四夷“四海会同”，统一由“王”来集权专制治理，并借用周代许多“设官分职”的成法制定出统一集权的官僚体制。
——《礼记》
认识到中国、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各自都有其居、住、吃、穿、用使用器物的特点，这是不同的经济、文化、习俗造成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治理各族人民要尊重他们的民族特点，不要随便地改变他们的习俗。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文物中国史》
材料二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汉武帝主导的文化建设迅速推及全国各地，并对各地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俞伟超先生曾经指出，从考古学发现来看，西汉初年各地都存在形态各异且独立发展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直接继承自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化。到了武帝时期，各地文化开始趋同，渐形成一个整体，而六国文化基本消失，真正意义的汉文化出现了。
——马孟龙《大一统王朝的确立：秦汉》
材料三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亞”形布局。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依据材料，概括战国时期“大一统”观念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该观念产生的历史影响。(2)依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武帝时期出现“真正意义的汉文化”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宋代科举制度既承袭了隋唐科举制度的基本内窖，又有自己的发展和创造。宋代科举的各项规则、程序趋于完备，为元、明、清各代所效法。宋代不但扩大录取名额，而且还通过改革科举考试方式，例如，废除荐举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保证了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这一公平竞争原则的实施。宋代考试内容趋向多样化，进士科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乃至农民的子弟，都可以不受家庭地位、父祖官爵的影响，在考场上凭学识取得官位，最终使科举出身的非官僚家庭官员成了统治阶级队伍的主流。
——摘编自柳竹青《浅论科举制度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 总的来说，在科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宋代逐渐完善了选拔官员的标准和程序，确保了政治清明度和官僚的纪律。此外，这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不断改革和创新也使得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得以延续和发展。尽管当时的科举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摘编自钟治民《北宋科举制度研究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度发展与完善的表现。(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宋代科举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影响。
材料一 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根据周振鹤的研究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10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 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润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执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
——摘编自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材料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自由权，在倡导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纲领，宣告了民族权利。1934年11月2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确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36年，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事实上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局部实践之路。1941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之规定提及建立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初步确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摘编自谭玮、陈心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初实行封国制度的背景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列强与南方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共同目的并说明其带来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自治制度历程的特点并说明其积极作用。
材料一 秦朝在数百年时间里进行过多次移民活动，秦惠王十三年，秦攻占巴蜀地区，“移民万家实之”，这是秦朝首次大规模向南进行领土扩张。秦始皇三十三年，移民五十万迁往“桂林、象郡、南海”，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三十六年“徙北河榆中三万家”。这些移民活动皆是强制性的迁移，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秦朝的移民政策与其国家实力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关系，军事征服、移民占领、军事再征服、移民再占领，秦朝通过这种模式一步步扩张领土，进而取得了相对于其他六国的一国独大优势。
——摘编自张昭、刘娜《秦朝政治性移民的再分类、比较优势及其后世影响》
材料二 明末清初，巴蜀地区由于受到长期战乱、瘟疫、灾害等方面的肆虐和破坏，社会和生态环境受到重创，人口急剧凋零，出现了“地旷人稀”的局面，为了尽快恢复和重建巴蜀地区，清政府从土地、农业、户籍等方面制定了相对优惠的政策，鼓励移民填川。在此背景下，大量湖广、江西、福建、山陕等省移民进入巴蜀地区，由于湖广籍移民所占比例较大，所以这场移民运动又称为“湖广填四川”。这场移民填川运动时间开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基本结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时间之长，移民来源之广泛，移民数量之多，是我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典型。也正因如此，清代巴蜀地区形成了“五方杂处”的移民格局，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马佩佩《清代山陕移民对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移民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材料一 凌晨五更，潘楼酒店楼下的各种行商便开始了。早市买卖的物品有“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到了天亮之后，就有卖“羊肚、鹑、兔”等各类熟食摊子，等他们收了之后，“方有诸手作人上市买卖零碎作料”。吃过早点，人们便可以去附近的瓦子勾栏里观看说唱、杂耍等各色表演，从这里出来，沿着龙津桥往南走，就到了夜市一条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
——摘编自李基《北宋东京集市贸易活动——基于对<东京梦华录>的解读》
材料二 北宋中下层女性较多地参与经济生活，从商领域广泛。这从一些店铺的名称即可得知，如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铺、王小姑酒店等等。……春暖花开时，妇女们开始出城探春。“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东京梦华录》卷六至卷十依次从年首正月记述到年尾除夕的岁时节日里，妇女们也纵情玩乐。
——摘编自张莉曼《<东京梦华录>中的北宋女性民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宋的经济生活景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女性民俗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改土归流源于明朝。清朝建国初曾对部分土司改置为流官。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苗民以弃暴归仁，奔诉永顺司，此时皆言为保靖宣慰司管辖。至四十二年，始皆输诚纳粮，设百户、寨长。雍正五年三月，湖北总督傅敏“会同黔省预筹擒捕不法花苗（土司）”。九月，清兵进入湘南，收吐司之权，对其家属作出安置，改土归流付诸行动。十一月，官兵抵达桑植境内，地方土（民）、苗（民）载道欢迎，土司缴印归诚，改土归流进展十分顺利。
——摘编自周妮《清代湖南“苗疆”改土归流时间与秩序考论》
材料二 土司制度作为民族地区的自治制度曾维护着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的原生性和多元性，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摘编自聂迅《清代土司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体系重构：以改土归流地区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前期改土归流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前期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会昌灭佛”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汉初，郡国并行，郡的权力不算太大，对地方的监察只是由圣相不定期派使者到各地巡察。惠帝时，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豪强地主、官吏多行不法之事。于是，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相国曹参请派御史监察三辅郡，部分地区恢复御史监郡制。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圣相遣使分刺各地。文帝还时常亲自派御史到各地巡视，但至武帝以前仍未形成固定的制度。朝廷派出的监察官既有御史，又有圣相史；他们的监察地区亦无固定划分。
材料二 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部刺史”，正式设置刺史制度。朝廷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部（监察区），即冀、幽、并、究、徐、青、扬、荆、豫、益、凉、交陆、溯方。每州派部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部内之称县。刺史秩仅六百石，却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后来甚至可以督察诸侯王。这些秩低权重之刺史是皇帝的代表，每年八月巡视郡国，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地方官和“强宗豪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汉武帝以前汉代中央对地方监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刺史制度的意义。
材料一：中国政府当初以“以工代兵”为计划，以此来达到参战的目的，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跻身于巴黎和会和十几万华工的英勇表现是离不开的。也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散播谣言，指责中国在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陆征祥闻言立马驳斥日本，说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摘编自吴琼《一战华工：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
材料二：英国人视华工为低人一等的苦力，甚至认为华工是不成熟的儿童。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虽然他们为英法两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却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1917年5月，来自法国哈维尔港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不友好，他们甚至聚众反对当地的华工。
1988年法国总统代表保罗·基莱斯在华工纪念仪式上，不仅为华工纪念铜牌揭幕，且向两位健在的华工颁发了法国级别最高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一战华工纪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7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并纪念一战中的中国劳工……
——摘编自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京政府“以工代兵”的重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法两国对华工态度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