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材料一   表：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相关数据

材料二   五四运动应看作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自19世纪西方势力开始撞击古老的中国，中国就开始了她的蜕变，她调整了脚步，走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来适应现代文明，而五四运动实是这段旅程中要事频繁、最富于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材料一   宋代以前，绝大多数的城市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在地，它们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商业意义，其商业活动只能局限在“市”这个特定的区域中进行，作为居民生活区的“坊”与“市”是相分离的。到宋代，城市一般沿街开店，商人只要纳税，都可在城中任择地点开设店铺，同时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中，又出现了夜市、早市和鬼市。为了加强管理，政府或构筑新的城墙，把近郊之地围入城中，把郊区变成城区，或在城外设厢，将其视同城区一样来管理。在此同时，在交通干线或人口聚集的地方也出现了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市镇，两宋时期大约有6000-7000个墟集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摘编自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

材料二   唐朝政治保留着“贵族共和”的特点，宋朝则形成了“君主独裁”的制度。所谓“君主独裁”，从官制上来说，就是尽可能多地将国家机构置于君主的直接指挥之下，方方面面的国家运作，均由君主一个人来统辖。

——摘编自吴钩《新民说·宋仁宗：共治时代》

材料一   开元、天宝全盛之日的背后却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首先是由均田制的破坏开始的。从高宗、武后时起，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兼并剧烈，均田制逐渐被破坏，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形成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状况。由于均田制的破坏，逃户数量大增，户口数量的相对减少，使租庸调制不能继续执行，国家收入随之减少，但政府开支却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激烈。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而贫苦的农民也无力负担府兵的费用，府兵制不能再承担起巩固中央集权的职责了，至天宝八年(749年),府兵制被废除，府兵改为募兵，节度使又逐渐获得了独立征兵的权力。

——摘编自傅玫《试论唐代藩镇割据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民国时期军阀政治的泛滥，使“军人干政”成为普遍现象，军阀或军队首领凭借武力非法干预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以及政客则成为“军事利益集团的附庸、工具或摆设”。军阀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往往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对军阀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盟友和敌人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根据利害关系。军阀一般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即所谓的地盘。地盘是军阀兵源、财源和活动发展的主要空间舞台。为了获取行政权力和集团私利，军阀的地盘往往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带有极大的摆取性、保守性和排他性，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军阀的部队一般是依靠宗族、同乡、姻亲、师生、同学等关系建立并维系的，其中宗族、同乡关系是主要因素。这就在军队中培育出一种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军阀为了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常向士兵灌输忠孝节义等思想观念，借以欺骗士兵为其卖命。

——摘编自袁文伟《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根源》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