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王安石针对官僚政治的弊端，吸取了范仲淹改革失败的教训，以及为变法更好地培养接班人，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试图改变“以诗赋声病”取进士、记诵默写明经的科举考试，进行科举方面的改革，具体规定：废除明经诸科：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项（称之“本经”），并兼治“论语”“孟子”（称之为“兼经”）考试分为四场，第一场为“本经”，第二场为“兼经”，这两场考试只要通晓经文的主旨大义即可，不必局限于注疏的讲说，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并在太学外，建立了武学、律学、医学等学校。

——摘编自曹永忠《略论宋朝科举制和王安石的教育、科举制改革》

材料二   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公务员队伍日益扩大，各国的文官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英国首相威尔逊上台后力主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改变一直以来存在的“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1968年初，文官事务委员会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包括158项具体建议的调查报告，简称《富尔顿报告》。主张实行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改变传统的以通才为标准的官僚选拔和任命制度：政府组织现任的各级文官进行培训工作，对新录用的文官，政府进行为期20周的培训、考察，称为见习期。采用“功绩制”来考核文官的个人表现，取消了“六等级制”，文官结构的调整、开放，使得上下层之间的升迁变得正常而通畅。完善文官的奖励机制、退休制度、养老金发放制度等，进一步激发个人的进取心和工作积极性，增强了文官系统的活力。

——摘编自孙仁斌《二战后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