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地方百里而可以为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陷害）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孟子·梁惠王》
“夫仁政必自经界（即田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孟子·滕文公上》
材料二 什么是宪政？宪政是指以国家根本大法为依据，以界定与控制政府与公民权力为手段，以保证公民人权为目的的政治模式。全球宪政发展的历史规律是先有宪政的实践，后形成成文的宪法。但就目前世界各国来看，有的国家是实行了宪政，但没有（成文）宪法，例如英国在1215年国王约翰被迫签署的《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了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限制国王征税权力，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和产权等，1628年之后，英国又制定了《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形成了英国独特的不成文宪法体系。所以有人说英国是实现了宪政但是没有宪法。而有的国家具有宪法，也实行宪政。例如法国、美国等等。
——摘自李学俊《齐国革命与中国的宪政》
材料三 1945年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问题即：历史上许多王朝，农民领袖，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努力。团结奋斗时，节节胜利，兴旺发达。而一旦胜利，争权夺利，昏庸无道，急转直下，土崩瓦解。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并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现在中共能够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听了以后，非常明确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摘自《黄炎培和他的“历史周期律”》
（1）根据材料一归纳，孟子认为统治者应当怎样实行“仁政”？
（2）根据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宪政有何突出特点？与儒家仁政思想相比有何共同点和本质区别？
（3）结合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现代宪政政治，解决历史兴亡的周期律问题的。
2 .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对地方的管辖。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
材料二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
——《晋书·段灼传》
材料三《傅畅自序》云：“时清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立为州都，今余以年少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
——《太平御览》
材料四乡会试考官、房考、监临、知贡举、监试、提调之子孙及亲族，例应回避。雍乾间，或另试，或题由钦命，另简大臣校阅。乾隆九年停其例，并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子弟、戚族亦一体回避。
——《清史稿·选举志》
材料五根据1855年前后英国议院辩论记录及相关资料，得出结论：“中国的科举制度在英国已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先于中国采用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而且没有任何西方的个人、国家或种族声称其拥有考试制度的发明权。”
——张沅长《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
（1）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一中选官的主要依据是什么？西周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权力的传接实行了什么制度？
（2）根据材料二、三，分析傅畅为何能“至于上品”？与材料一中的选官制度有何共同特点？
（3）综合材料一到材料四，分析材料四中选官制度有何变化？
（4）综合上述材料，从君主专制和东学西渐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宋太祖决定在殿上举行复试，加在省试之上，使科举取士变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逐级升考拔录，比较严格。逐渐取消了唐代以来举士时在品行、职业、服纪等方面的限制。宋太宗定制，举人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王安石任宰相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内。
——摘编自贾志扬《宋代科举》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任用方式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标榜和体现的“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精神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在西方社会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时期……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奎奈还曾直接主张欧洲引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同时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科举制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欧美国家借鉴科举制的原因。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自宋代开始，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引发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商品流通和销售过程来看，流通性商业、批发性商业和零售性商业互相结合，使城市商业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如北宋开封“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皆羹店、分茶等”，一应俱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生活。在宋代，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农村向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劳动力等；同时，城市手工业发展成为城市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向农村输出更多的手工业品和加工品。此外，商品流通规模大幅度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行商贸易额的扩大；还体现于大量商业市镇，不定期市场集会的星罗棋布。
——摘编自丁雅《从<夷坚志>看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材料二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工商业自身的特殊结构的原因，也有来自农业经济的抵制和排斥，更有来自国家政权的限制和扼杀。其中最根本、最主要的是自然经济形式和国家政权力量的限制，而且尤以政权力量的限制为盛。由于这两种因素的强力阻制，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始终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而自然经济和国家政权其所以能够以绝对的压倒的力量，阻碍和限制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总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完全一体化的社会总体结构形式。
——摘编自郑世明《中国古代工商业的停滞性及其原因》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阻碍中国古代工商业发展的因素。
材料 1981年4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经济责任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的，实行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责任制，在分配方面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是把每个岗位的责任、考核标准、经济效果同职工的收入挂起钩来，实行全面经济核算。在分配上大体有这样几种形式：指标分解；计件工资，包括超额计件工资和小集体超额计件；超产奖；定包奖；浮动工资。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成效显著。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实行经济责任制与计划管理结合得不够好，在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时，企业往往过多地强调自身的利益，一些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还不够落实，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还没得到有效解决。
——摘编自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工业经济责任制的特点及影响。
材料一 宋代， 买卖田宅必须经过“立契”的法定程序，凡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官府确认，不加官印的称为“白契”。宋朝法律规定，盗种公私田者，要受到笞刑或徒刑的处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散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好一些。宋代，典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被法律所承认并形成制度。
——摘编自《宋代的租佃制和典卖制》
材料二 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有50多个国家，南宋商人到达的国家也有20多个。输出的商品以瓷器和各类丝织品为主，品种多达300多种，其海外贸易之繁荣前所未有。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制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
（1）据材料一归纳宋代经济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其影响。
（2）据材料二概括南宋对外贸易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材料一 巴黎和会前后的爱国运动，遍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国人对以往的外交政策及本国政府不再抱有希望。既如此，只有自己行动起来，“国民外交”成了一个响亮口号。爱国各阶层将帝国主义侵略和对中国主权领土的破坏视为外敌与内奸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此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到国民整体主动地将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新阶段。
——摘编自卫金桂《论五四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当时的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三 抗日战争部分大事摘录
| 时间 | 大事 |
| 1935年5月24日 | 《义勇军进行曲》借助电影《风云儿女》开始传唱大江南北 |
| 1937年9月22日 |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
| 1938年5月26日 |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指出人民战争的力量及其源泉 |
| 1940年8月20日 | 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起总攻，参战兵力达105个团 |
——摘编自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五四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这一时期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国际政治背景。
（2）据材料二归纳国民革命运动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与深化的集中表现。
（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枢纽，请结合材料三加以分析。综合上述材料，你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材料一 中国古代统治者素来秉持“仁政″思想，扶助贫田人口往往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家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包括保障社会福利，国家财政可以通过社会救济等经济补助手段扶助那些生活贫的民众。社仓、义庄更多体现出宗族互助的特点，带有小农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明清以后商业逐渐发达起来，富有的商人大量涌现，他们通过慈善捐助的形式帮助穷人，使牧助行为更加社会化，体现出超越宗族的特点。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扶贫”》
材料二 清末民国的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创设。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逹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嘹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可以大大地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摘编自蔡勤禹、李元峰《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
材料三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蠃脱贫攻坚战，硝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摘自《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社会救助行为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发生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在《周礼》中，借贷被称为“贷”“取予”“同贷财”，反映借贷关系的“债”则被称作“责”。西周时期，政府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定的利息下进行，违者要受到处罚。“凡民同贷材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民间借贷必须立契约文书，“听取予以书契”。官府通过借贷契约文书来判定民间债务纠纷，“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凡属责者，以其地傅而听其辞”。
——摘编自谭光万《中国古代农业商品化研究》
材料二 宋代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主体部分，借贷虽出于情势之逼迫，并非个人意愿，但却是他们的一种生产、生活的常态。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加之小农是小生产者，抵御灾荒的储备（资金和粮食）不足，一旦遭遇灾荒年份，则小农必须依赖于借贷。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说：“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他在另一奏疏中说。农民“一有艰歉，富民不肯出贷，则其束手无策，坐视田畴之荒芜，有流移转徙而已”。
——摘编自王文书《宋代借货业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间借贷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农民借贷“常态”现象形成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民间农业借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