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经济困难,物资匮乏 |
B.产品的平均分配 |
C.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
D.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
A.沉重的役税使得农民处境艰难 | B.人多地少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 |
C.雇工群体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 D.南北间经济发展出现较大差异 |
A.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B.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 |
C.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 | D.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 |
A.儒释道三教合流走向大一统 | B.民间信仰带动商品经济繁荣 |
C.佛道神化关羽得到官府认可 | D.关羽精神符合多元价值需求 |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迅速向工业国转型,各地区之间商业活动频繁,但地区交易规则的差别和习惯法差异对商业规范造成诸多不便;1871年德国统一,《德意志帝国宪法》为法律统一化和法典化提供了依据;强调价值观统一、重民族传统的民族主义深刻影响德国,直接作用于法典的编纂;强调个人民主权利和经济自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法典的价值取向;丰富细密的各地方民事普通法以及法国、奥地利的法典化实践为德国提供了广泛的资料来源;由罗马法发展而来的潘德克顿法学学派,建构了德国民法典的理论基础;主张保留封建政制的保守派最终占据上风,塑造了德国民法典内容上保守的特征。德国民法典在长达23年的制定过程中历经多次审查和广泛订论,不仅为本国制定了一个法典,也为各国学者留下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立法资料。
——摘编自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续)》
材料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步实现全国统一,为制定民法典创造了政治前提;新知识精英参与执政,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人力支持;国民政府出于巩固统治、树立法治政府形象的需要,强势推动民法典编纂,立法方针、立法原则与立法人员都由政府决定。整个民法典编纂历时三年,由主要仿《德国民法典》的《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发展而来,各编相继完成,次第公布施行。政治精英和法学家秉承对三民主义政治理论的价值认同,贯彻于立法原则和条文中,导致法典过于精英化和政治化,基本上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缺乏对舆情的了解。用大陆法系的标准来衡量,民国民法典“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足以跻身最优良的现代法典之林”,“在改革中国数千年的法制、开创私法制度与司法文化方面,较之法国民法尤有过之”。
——摘编自张生、李彤《民国民法典的编订:政府与法学家的合作》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民法典与中华民国民法典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华民国民法典。
材料一无论是夏代发端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还是商的“当于民监”,无论是西周的天命来自于民众的意志,还是孔子的“仁者,人也”,或是孟子的“仁者爱人”等等,都说明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是在中国古代国家保留了原始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样,中国古代独有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结成的五伦关系,社会被一层温情脉脉的血缘关系的纱幕所笼罩,保持着一种天然的“亲亲”和“尊尊”的宗法联系.
——陈谷嘉《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材料二孙中山先生已经发现了,中国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所以他吸收了全世界最新的思想理念、知识,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的东西.如«论语»中“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它就包含了均富、以民为本的思想.孙中山先生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处处体现在三民主义中,如民族、民权、民生都是以民为本.而且,孙中山先生考虑新建国家,名称不叫共和国,叫做民国,这里还是以民为本.
——黄明同《三民主义中的民本思想来源于传统文化》
材料三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转型以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实现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等言论均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着眼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话语转向.
——王永贵《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倡导“民本”思想的目的,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民本”思想的来源,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着眼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依据。
A.太平天国运动没有任何价值 | B.太平天国政权具有封建性 |
C.孙中山的认识具有局限性 | D.三民主义的提出有其合理性 |
A.世俗化是明末儒学主流 | B.经济发展导致思想变化 |
C.理学认为人性违背天理 | D.明末市民文学得到发展 |
A.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追求 | B.维护了社会道德的底线 |
C.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 D.转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 |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在史学方面的认识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转型。他对明末不务实学、空吉心性的风气提出批评,提出“行已有耻”而又“博学于文”,那便是“修已治人之实学”。他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
他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实行“众治”,这一主张受到后人,特别是清末士人的大力推崇。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明清之际史学方面的转型—以顾炎武为例》
材料二梁启超首倡“新史学”,呼吁“史界革命”,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开创者、奠基人。1895——1900年,梁启超没有专门的史学著作,其史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政论文章如《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西方的进化论作为自己史学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提出令人耳目一断的“君史”“民史”现。1901——1920年,梁启超从整体上对旧史学给以全盘否定,认为旧史学是愚弄人民的工具,并且大力鼓吹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1920——1929年,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对自己曾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产生了怀疑,在退出政坛后专心于学术研究,其史学研究获得了极大的丰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认为“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摘编自郑向《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1)根据材料一,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成因。
(2)比较材料一、二,说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特点,并简评顾炎武、梁启超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