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