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重要代表大会中的话语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兼大会通过)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求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时;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指导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
图1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
图2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陈潭秋、向警予、张国焘等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共19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在大会开幕前举行了两天预备会,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陈独秀、蔡和森、翟秋白、毛泽东、张太雷、向警予从及马林等参加了会议文件的起草和会议的组织工作。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同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关于中国共产产党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觉互相配合行动是必要的",但“党必须保持自己本身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机构”,“无论如何不应当与它合并,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等精神,讨论全体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和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
图3
1928年10月2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毛泽东在文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中国红色政权的实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并再次提出“工农武装制据”的重要思想。 |
图4
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重要代表大会中话语主题的演进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酝酿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至秦统一,已经转化为现实,大一统思想也体现在边疆治理思想上。源自《公羊传》的“王者无外”思想因董仲舒的推崇受到汉武帝重视,使其破除“夷夏之防”观念,把生活于边疆的民族纳入王化的范围。
两汉在西北方累年作战,为妥善安置“四夷”,先后设置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金城、张掖等属国,此后属国制度逐渐从西北边塞扩展至东北、西南方向。属国对归附民族进行集中管理,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组织,这些属国至东汉时期已陆续郡县化。此外,针对西域与东北的边疆实际情况,两汉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长使、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以及使匈奴中郎将等特定的边疆管理机构和职官。
——摘编自卜宪群《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汉代的边疆治理政策。
材料 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主义运动。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才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有利的,才是进步的。官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则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因素,是反动的。中国不是多了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多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比较起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企业,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是十分微弱的。因此,不加分析地以资本主义运动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是难以令人首肯的。
---摘自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形形色色的“主义”。据统计,1915年之前“主义”一词共使用约15000次,其中“民族主义”使用约1100多次、“帝国主义”约700次、“国家主义”约600次、“国民主义”约200次、自由主义“约200次、“民生主义”约200次、“个人主义”约100次、“共和主义”约100次。1919年前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行开来。代表不同思想流派的重要期刊中,“社会主义”都是使用次数较多的关键词。以《新青年》为例,1919年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达104次,1921至1922年间达685次。1917至1922年,《少年中国》使用该词为594次,《每周评论》为56次,共产党理论刊物《向导》周报为343次。
——据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评述中国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主义”流行。(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
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 (1931年9月22日) |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
国民党五次代表大会 (1935年11月19日) | “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
庐山谈话(1937年7月17日) | “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
为中共宣言发表谈话 (1937年9月23日) | “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抗暴敌,挽救危亡。” |
——摘自李义彬《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等
结合时代背景,评述1931-1937年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
荀子的刑法思想
材料一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通‘为’,人为努力)也。”
“圣人化性而起伪(为),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
——《荀子》
材料二
甲 | 荀卿则全是申韩(申不害、韩非,战国思想家),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隋代经学家)! |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137 |
乙 |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公正地说来,他实在可以称为杂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汇贯通了。 | 郭沫若《荀子的批判》 |
(2)结合材料一的相关内容,选取材料二中的一种观点加以评述。
(3)你认为对“荀子刑法思想”的研究有何价值?
材料一 陈独秀认为,产生义和团这个怪物,原因在于: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孔教;第四、以儒释道为精神的中国戏剧;第五、“仇视新学妄自尊大的守旧党”。由这五个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摘编自《克林德碑》,《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5期
材料二 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鸦片战争以来全中国所受外国军队、外交官、教士之欺压的血腥与怨气!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死德公使及日本书记官,看不见英人将广东总督叶名琛捉到印度害死,并装入玻璃器内游行示众!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损害了一些外人的生命财产,看不见帝国主义军事的商业的侵略损害了中国人无数生命财产!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凶暴,看不见帝国主义者强卖鸦片烟、焚毁圆明园、强占胶州湾等更大的凶暴!……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更何能独责含有民族反抗运动意义的义和团!
——摘编自《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向导周报》1924年81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此时陈独秀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此时陈独秀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在1901—1905年间,《申报》刊载了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
“各国之所以谋我者,于政治上、生计上,各有专科之学问间以应付,而我独恃隋唐时虚娇无用之人才与之决胜,论其现在,正如人用汽船,而我用帆船,人用火车,我用驴车……是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矣。”科举所得人才虽不若学堂之深通各种学术,但也不失为取才之一条道路。历史上科举得才比比皆是,“自唐宋以迄今日,名臣硕辅功业彪炳者多出其中,本朝胡、曾、骆、左、李诸公,经济文章卓卓可传,而究其进身之阶,亦皆由于科举。”不像学堂学生,言必曰“平权”“自由”“革命”,心术愈坏,邪说横行。将来学业告成,如何事君?
“虽然科举固有弊,而学堂亦未尝无弊。科举之弊在于泥古不化,平日只以制艺小楷为生活,一若舍此别无经猷”,学堂“更杂糅适以长,少年浮躁凌競之风”。当今之计,“当以科举与学堂合而为一,少年子弟必先肄业学堂,俟得有卒业文凭始准持以应试”。
——摘编自史善庆《社会舆论与科举革废——以<申报>话语为例》
材料二 表:《申报》中有关科举革废的意见表达形式统计表
年份 | 摺稿或章程 | 论说 | 新闻报道 | 广告 | 总计 |
1901 | 41 | 39 | 32 | 34 | 146 |
1902 | 75 | 38 | 94 | 27 | 234 |
1903 | 28 | 27 | 63 | 39 | 157 |
1904 | 10 | 6 | 65 | 21 | 102 |
1905 | 8 | 21 | 38 | 9 | 76 |
——摘编自吕艳婷《清末<申报>对科举革废的意见立场研究(1901—1905)》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关于科举革废的不同态度并说明其理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申报》‘科举制革废’的讨论”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晚清政府的“央行”建设
材料一 如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各界关于“央行”建设的一些论调。
言论 | 出处 |
(英国)故官商民合一,便于周转生意,得以日盛……未开国家银行以前既无此时之富有 | 《西友来稿照登》 |
非我自设银行,流通银币,示商民以大信,一时难以收回利权,亦无以敌西商之侵溢 | (《中报》,1882年3月29日) |
欲操纵中外盈虚,非设国家银行以统摄之不可 | 李鸿章《拟设官银号节略》(1885年) |
(改革币制首先要)设立中央银行 | 表世凯《请调每庆藩代办户部银行折》(1902年) |
秉持“银行为国民经济总枢纽”的理念,并参照美国、加拿大等国银行条例拟定了中国银行章程 | 《改革清国币制议》(天津《大公报》,1903年4月20日) |
材料二 1904年,庆亲王奕助上奏,“此次铸造银币,宗旨在整齐币制……而尤须设有银行,为之操纵维持,始能畅行无阻”。同年,户部尚书鹿传霖拟定试办银行章程,户部银行开始筹建,1905年正式开业。户部银行成立初期虽是“试办”,但以“立中央银行之基础”为宗旨,“实具中央银行之规模”。户部银行在博采外国中央银行之所长的同时,也借鉴了票号、钱庄等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经验。同时,政府还赋予户部银行调和政府汇兑的职权,同时其还拥有调剂货币、监理金融的职权。1908年,清政府颁行中国首部银行法——《大清银行则例》,将户部银行增资改组为“大清银行”。《大清银行则例》对银行业务范畴做了明确限制,明确规定由大清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法定大清银行“政府银行”的职责。
——摘编自郑成林钟钦武《晚清中央银行的形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晚清政府的“央行”建设活动。
中法关系
材料
甲 | 1949年12月28日,法国总统奥里奥尔表示:“我认为这件事(承认新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等人家来逼着我们承认。”然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美国国务院坚决反对法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想法。”当时法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美国严重依赖,遂决定暂时放弃对承认新中国的考虑。 ——摘编自黄庆华《中法建交始末——20世纪40~60年代的中法关系》 |
乙 | 1964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冲破重重阻力,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法方这一愿望也得到了中国的积极回应。在双方共同努力和积极推动下,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轰动世界,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据沈孝泉《中法建交50年:在大国关系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