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破败源自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本土文化失调，因此，乡村社会建设要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之上进行，通过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建立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授实用技术的乡村学校，进而培养农民形成民主政治习惯，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此外，他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以满足消费，引导大家参与社区生活，把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主义改造成一种“互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组织方式。
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宣告结束。1938年，他到延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农村建设实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建国后，他到山东、河南、东北的农村调研，发现其一直孜孜追求的乡村建设目标在此都已实现。此后，他主动要求参加西南地区的土改，长期致力于对乡村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摘编自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
材料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中国改革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突破”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日本支持戊戌变法的原因及实质。
材料 党费，是党员向党组织缴纳的用于党的事业或党的活动经费。下表是中国共产党党费制度在某些时间段的发展概况。
时间 | 概况 |
| 1922年 | 规定：“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党员“欠缴党费三个月”必须开除之。 |
| 1941年 | 首次对党费的性质、用途、交纳方法和检查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
| 1945年 | “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数额，由各省委、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此后，党费的征收标准因地而异。 |
| 1952年 | 将党费集中中央统一使用、拨付，重新明确了党费收缴标准和党费使用办法。 |
| 1956年 | “最近发现有的地方的党组织动员党员尽量多交党费，以致影响了某些党员的生活，这种现象应该加以纠正。各地党组织应该教育党员按规定缴纳党费，不要动员多交。” |
| 文革时期 | 有的党员长期不按规定交纳党费；有的单位没有专人管理党费，账目混乱；有的随意开支党费，挪作他用，甚至贪污党费。 |
| 1980年 | 全党开始着手恢复和建立新的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相关制度。 |
| 1992年 | 对党费的收缴、管理、使用审批、报告和检查制度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定，成为党建立系统化、科学化党费制度的重要标志。 |
| 2008年 | 党费缴纳比例按每月工资税后收入多少而定，征收比例分别为工资税后收入的0．5％、1％、1．5％、2％。 |
——摘编自万丹：《中国共产党党费制度的历史考察》
提取材料中任意三个时间点（时期），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世纪中期（1000-1300年）西欧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城市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市民阶层为争取自身权益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在经济上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庄园制农业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上削弱了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则与封建王权保持着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王权在向封建领主不断发起进攻时，鼓励城市和市民阶层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依靠市民阶层的财政支持和政治合作，王权逐渐取得了对封建领主的优势，为近代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计秋枫《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明末江南市民阶层为反抗官府的横征暴敛，掀起了多次的抗争。市民阶层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知识分子也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崇祯四年（1631年）苏州府颁布了“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市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摘编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国家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了重构，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以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体系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江南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并指出其与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市民社会组织的意义。
材料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1950年，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志愿军所属人员必须做到：1．不杀俘虏；2．不侮辱俘虏人格；3．不搜俘虏腰包。同时，对执行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做到赏罚严明。在运动战阶段，志愿军对俘虏的轻伤战俘，可经简单救治带下战场，对无法救治及时带下战场的重伤战俘，出于人道主义，则就地释放。志愿军还通过释放战俘、战场喊话等方式，宣传宽待俘虏的政策。被释放的俘虏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效地宣传了志愿军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志愿军充分尊重战俘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战俘进行祷告、做礼拜等正当的宗教活动。1952年，志愿军在战俘营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有十几个国家战俘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战俘营组织战俘召开运动会，可能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摘编自鲍明荣《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俘政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战俘的影响。
材料 （唐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书令温彦博议：“请于河南处之（突厥）。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秘书监魏征曰：“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秦、汉患之者若是，故时发猛将以击之，收其河南以为郡县。”温彦博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彦博又曰：“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太宗嘉其言，方务怀柔，未之从也（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卒用彦博策，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祜、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摘编自【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
(1)根据材料，指出唐太宗诏议安边之策中两种不同的主张，并分析其提出主张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唐太宗的民族政策。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 （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 （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 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 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 屈原，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生于公元前339年。屈原身处战国末期的楚国，其家世显赫，又“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得楚怀王的宠信，曾任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主张革新政治，“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后受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诬陷，怀王“怒而疏屈平”。公元前304年，屈原离开郢都，漂泊汉北；五年后，被怀王召回郢都重新任用。公元前296年，屈原再被放逐江南。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后，屈原理想破灭，万念俱灰，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没有复兴楚国，但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了《楚辞》，创新了诗歌的形式，丰富了浪漫的精神气质，承继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厚实了象征性意象，也实现了中国诗歌由集体咏唱进入个人独创的跨越。司马迁对他毫不吝惜赞美之言：“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摘编自《浅论屈原的宗国情怀》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屈原生活的时代特征。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司马迁高度评价屈原的原因。
材料一 1889年，康有为率先提出建立“新中国”。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他设想的“新中国”，曰“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总统罗在田为光绪皇帝。“新中国”采用立宪政体，前期为君主立宪国，到光绪让权时转为民主共和国，“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将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提出具体政纲：“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与各大国平等”；“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须经人民公许，建设政府，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
——摘编自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等
材料二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责”，建立“自由统一的中国”。
1929年3月，中共中央号召工农兵士商学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工农民主苏维埃共和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首次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
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1948年12月，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梁启超和邹容对于“新中国”的设想有何不同？20世纪初，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反映出当时怎样的社会现实？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共产党赋予“新中国”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的话语构建，回应了复杂的革命环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试对这一看法进行阐述。
材料 菲律宾是率先响应美国并第一个向朝鲜战场派遣军队的亚洲国家。1946年，美军的“代理人”罗哈斯在菲律宾总统选举中获胜后，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朝鲜战争爆发后，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胡克武装运动在农村地区逐步升级。菲律宾政府恐慌一旦韩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菲律宾也可能步其后尘，于是积极向美国靠拢。1951年8月，《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标志着美菲同盟关系的正式建立。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进一步扩充了在菲律宾的23个军事基地，大批军火和飞机源源不断运往菲律宾。菲与美等国家构成的联盟形成了抗衡苏联与中国的包围圈；美国通过菲律宾牵制中国南海与台湾，进一步插手远东事务。菲律宾既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也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枚重要棋子。
——摘编自王秋怡《菲律宾为何积极参加朝鲜战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菲律宾响应美国积极参加朝鲜战争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菲律宾参加朝鲜战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