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国际汉学界，宋代被誉为“最伟大的时代”“世界最早的海上帝国”。这一时期中国同亚非地区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海商依赖200吨以上的大型商船，组建庞大商队，在海上贸易中独占鳌头。宋代进口的“蕃货”以香料、药材、矿产和动植物初级产品为主，而输出品则以手工制成品为主，尤以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出口商品。这和北宋中叶以来在煤炭革命的带动下，手工业生产部门产出能力显著提升有密切关系。据《宋会要辑稿》所载，南宋的出口商品可达二百种。泉州、广州、温州、明州等沿海城市也由此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这推动了江南部分地区经济结构由单一农业结构演化为农商并重的结构。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1913年和1936年中国部分进出口商品所占比重表单位（%）
进口 | 出口 | |||
1913年 | 1936年 | 1913年 | 1936年 | |
原料 | 5.3 | 13.4 | 29.1 | 35.8 |
机器制成品 | 40.4 | 44.2 | 12.2 | 16.3 |
半制成品 | 26.7 | 22.3 | 38.7 | 23.2 |
——摘编自董智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材料三：1821年美国制造业产品进口占进口商品的比例超过60%，同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中初级食品和初级原材料比例高达85%。188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农业生产总值。1914年，美国制造业进口贸易比重下降到47%，原材料出口贸易占比下降到40%，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出口贸易占比增长到48%。1913年美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原棉，占比高达22.5%，其次是机械，占比为8.0%。1938年，美国主要出口商品变为机械，棉织品出口下降到仅1.9%。
——王红梅《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作用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背景和影响。(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20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的异同。
材料一 1851年起，德国铁路建设的投资占全部生产投资的1/5，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铁路建设推动了冶金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垄断组织实现了横向联合，保证了德国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有机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方面确立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电气工业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从1953年起，中国实施“一五”计划（1953﹣1957），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工业建设。1954年，我国建成了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等新工业部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
——摘编自王娟《脉络蕴涵意义：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等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细化了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2012年，并将小康社会的内涵深化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
——摘编自郭玉坤《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19世纪中后期德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并指出当时两国现代化得以迅速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从新中国初期至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变化。并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 1931年，梁漱溟来到山东邹平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他认为，中国乡村的破败源自西方文化的入侵，导致本土文化失调，因此，乡村社会建设要基于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之上进行，通过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建立阐发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授实用技术的乡村学校，进而培养农民形成民主政治习惯，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此外，他希望通过组织合作社以满足消费，引导大家参与社区生活，把以家庭为本位的儒家伦理主义改造成一种“互以他人为本位”的社会组织方式。
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实践并未取得预期效果。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的乡村建设实践宣告结束。1938年，他到延安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农村建设实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建国后，他到山东、河南、东北的农村调研，发现其一直孜孜追求的乡村建设目标在此都已实现。此后，他主动要求参加西南地区的土改，长期致力于对乡村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摘编自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
材料 蓝鼎元（1678—1732年），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历任广东普宁知县、广州知府和内阁一统志馆编修等。1721年，清廷讨论准备把台湾镇总兵迁移到澎湖。蓝鼎元上书说：“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巨，其地外则日本、琉球、吕宋、噶啰吧、暹罗、西洋荷兰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辽阳，不啻同室而居，非若寻常岛屿郡邑介在可有可无间。”清初，虽在台湾设置府县，但认为台湾是海外孤悬之地，不宜“辟地以聚民”。蓝鼎元上书主张鼓励携眷入台，消除单身青壮年给社会的压力；同时从大陆获得大量劳动力，便于台湾的开发。蓝鼎元根据台湾社会的特点，提出广设义学，设立“讲约”；提倡节俭，力禁豪奢；主张严禁鸦片、赌博。当时台湾还生活着土著民族“番人”，蓝鼎元主张严禁“社商”、“通事”欺压盘剥番民，主张减轻番民的徭役、兵役，加速开辟番地，使番民成为清朝的子民。
——摘编自赵靖《简论蓝鼎元的经济思想》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材料一 中世纪中期（1000-1300年）西欧经济的缓慢复苏和工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随着城市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市民阶层为争取自身权益展开了一系列斗争……这些斗争，在经济上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庄园制农业经济基础；在社会关系上削弱了与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则与封建王权保持着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与此同时，西欧国家的王权在向封建领主不断发起进攻时，鼓励城市和市民阶层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依靠市民阶层的财政支持和政治合作，王权逐渐取得了对封建领主的优势，为近代中央集权君主政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计秋枫《市民社会的雏形-中世纪欧洲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历史作用》
材料二 明末江南市民阶层为反抗官府的横征暴敛，掀起了多次的抗争。市民阶层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知识分子也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崇祯四年（1631年）苏州府颁布了“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市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这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摘编自许苏民《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17世纪中西大分流的历史教训》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国家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了重构，有效地实现了社会的全面整合，在较短时间内构建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以强大的市民社会组织体系为依托，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一个个动乱分裂的城市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城市。
——摘编自高中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市民社会组织的重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江南市民社会形成的背景，并指出其与中世纪中期西欧市民社会发展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初期重构市民社会组织的意义。
材料 戊戌变法作为应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救亡图存”之策，突破此前只重视“技艺”层面的片面改革，在内政上取范于明治维新，在外交上主张“联合英日”，引起了日本的广泛关注。日本起初对戊戌变法普遍抱有欢迎、赞同态度，尤其对中国在科举、教育等领域引进西方思想与学艺进行了积极评价，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中国改革不仅以日为范，且以其为合作对象，对日本而言正是借机实现其东亚盟主之迷梦的时机。日本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
——摘编自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突破”的表现。
(2)据材料，分析日本支持戊戌变法的原因及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