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 斯国新力作《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将中共党史用“精神”串联起来，涵盖党的创建与红船精神、井冈山斗争与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延安岁月与延安精神、抗日战争与民族精神、解放战争与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与国际主义精神、建国30年与爱国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与时代创新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等十个主题。该书以事实为依据，既有原因分析，也有理论归纳；既是一部理论宣讲方法的辅导读物，也是一本党史知识普及教育的参考读本。
——摘编自人民网《（党史可以这样讲；初心·使命）出版》(2018年)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参照上述作品的“党史讲法”，另选主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要求：主题明确、突出发展历程，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因瘁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已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
“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结、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
一一王夫之《宋论》
材料二：荆公变祖法，志岂在荣利。盖本豪杰流，欲创富强治。高可追中商，苏绰乃其次。及思法必行，势须使指臂。群小遂竞进，流毒不可制。推原本其怀，因与权奸异。始知功名心，亦是祸人世。
——赵翼《读史二十一首》
（1）依据材料一，归纳王夫之对王安石变法的基本观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赵翼的观点。
材料 开国上将陶峙岳是新疆农垦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陶峙岳决定在石河子和奎屯建设新城以便指挥生产和建设。他在垦区主要种植粮食、油料作物和蔬菜，同时还养殖牛羊猪鸡等牲畜。1951年，他捐出多年积蓄购买设备，促成垦区陆续开办拖拉机训练班。1952年，陶峙岳在苏联专家指导下，主持挖了一条利于灌溉和排水种地的“两利渠”。几年间，农垦兵团的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植树200余万棵。之后，他们又全靠人力开挖，人工运土，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筹建了大泉沟水库、车排子水库、大海子水库等工程，创造了一个个奋斗的奇迹。
——据陈远平《陶峙岳农垦建设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陶峙岳的农垦建设主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农垦战士的历史贡献。
材料 颜元（1635—1740），字易直，河北博野人。出身贫寒，曾学医养家。24岁时，从事教学工作，一直持续五十余年。颜元讲了一段王学，两年后得朱子《性理大全》，改奉朱学。35岁时，思想转变，认为理学空虚无用，非周孔正道，但也反对汉代章句之学，提出以“实”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体系。他批判两千余年来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他认为教育有“安天下”、“成个性”双重作用。主张恢复尧舜周孔之道，倡导用“三事”、“六府”、“三物”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颜元晚年主办漳南书院，把书院分为“文事斋”、“武务斋”等六斋，将教育思想付诸实践。颜元认为教人为学要主动，通过练习和实行来获取知识。颜元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下市民阶层的利益，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施克灿《中国教育思想史》
(1)根据材料，概括颜元的教育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颜元教育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秦朝将原赵、燕、秦长城连接并置机动部队，夺回匈奴手中的河套地区，并采取建灵渠、派军征服和设郡县等措施控制岭南地区。汉初，设渔阳、上谷、蓟县等几个防御据点，以和亲求得暂时稳定，将匈奴逐出漠南地区，建立以呼伦贝尔大草原、阴山、祁连山等为中心的防线，同时对西南地区采取笼络手段。唐朝建立后，因无法对中亚、西亚、外东北等地区实行有效控制，直接管辖边疆地区。康熙停修长城，对蒙古各部恩威并济，确立辽阔疆域版图。
——摘编自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远洋舰队的威胁远超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军团，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对华威胁增大，通过洋务运动建立近代海军试图加强海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地区依然面临严峻威胁，左宗棠继承林则徐“塞防论”，极力推动收复新疆；清廷对关内开放东北地区，使后来的“闯关东”成潮流。内蒙和东北的进一步开发，但无力避免外蒙20世纪20年代出现裂变。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效果。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治理的变化。
材料：王夫之，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王夫之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时代，他极其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批评心学注重内省、鼓吹“心悟”的为学路径。强调要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认为“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王夫之还指出了读书的目标和原则，“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王夫之特别强调“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观点，表现出了重“行”的倾向。从内在关系上看，王夫之“行可兼知”的观点与我们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践出真知”思想具有可通约性。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广博精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曾评价他：“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在王夫之宏大的思想体系中，其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重视的，他的治学之道对现代人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摘编自黄卉《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治学之道》
(1)根据材料，概括王夫之有关读书治学方面的主要思想。(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简析王夫之读书治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材料 1903年4月22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为“农工商并重”，强调“通商互惠，为经国之要政”，并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元，开办商部”。同年9月商部成立后，清政府把制定商律以振兴工商提上了日程，陆续制定了旨在鼓励工商实业的商事单行法规，如《奖励公司章程》《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商会章程附则六条》《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二十八条》及细目二十三条、《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给商勋章程》以及《大清银行则例》等。1904年商部起草的《钦定大清商律》仅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组成，原因是商部成立后，把振兴工商作为其首要责任，因“编辑商律门类繁多，实非克期所能告成”。
——摘编自张文举《清末经济立法对中国入世后法律改革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经济立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清末经济立法的认识。
材料1914年英国拒绝中国直接参战，但中国人未因此放弃参战的努力。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在唤醒中国民族意识的同时，也使中国参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主导中国外交的新一代政治家思考新的谋略来阻止日本阴谋得逞。向协约国派出华工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出的。华工出洋计划不仅在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起到关键作用，更是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手段。从1916年到1918年，共有超过14万名华工被英法运送到西线战场，他们从事修建铁路，挖掘战壕等各种工作，至少有3000名华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战结束后，华工仍继续留在欧洲清理战场，参与战后重建。当华工获悉日本强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山东权益的控制权时，向中国代表团递交请愿书，要求绝不能接受日本的要求。对蔡元培等社会精英而言，中国社会改革与国人出国息息相关。他们提倡国人到国外工读和积极帮助在法华工。借助华工来改造中国也是中国未来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青年时代的理想和志愿。华工归国后成立了自己的现代工会，自己拯救自己的命运。在五四时期，那些归国华工在欧洲的经历使他们在罢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徐国琦《为文明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的故事》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一战华工赴欧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一战华工对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