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较之奴隶制，无疑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对农民阶级来说，它并不是什么康乐世界，而是新的“枷锁和奴役”。

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使军功地主得到了最大的利益。另外，秦王朝实行“尊奖兼并之人”的政策，允许土地买卖，地主可以利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的田产，逐步形成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无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农民，除了遭受高额的地租剥削外，还要向封建国家交纳口赋、柴草等繁重的赋税。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收成的三分之二都被地主阶级剥夺走了，剩下的部分很难维持家庭生活。

秦统一六国之后，不顾人民死活，“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给）其欲也”，无休止地征调兵役、徭役，那些被征当兵的农民，因路途遥远、条件恶劣，加上官吏的欺压，许多人惨死在戍守之地；秦始皇为了满足私欲，滥用民力，大肆修建官室、陵墓，造成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镶（饷），女子纺绩（织）不足衣服”“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的困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材料   朱熹并非迂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宇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然而，朱熹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材料一：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共产党的苏区居住了四个月的时间（1936年6月至10月），他尽可能多地收集了包括毛泽东人生故事在内的大量资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因此成为中国历史关键转折点的独特记录。斯诺是记者，又是有天赋的作家，他的报道“很文学”，可读性很强。特别是对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许多革命家的采访，注入了人性的关怀。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有理想、有情怀，有非凡的魅力，但又有人间的味道。我们能感受到陕甘宁边区那种特有的气氛，在激越、紧张和进取中，也不无自由和舒展，以及个性的张扬。这些记载似乎信笔写成，毫不拘谨。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新修本

材料二：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此书先后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1938年2月，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中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

——摘编自《红星照耀中国简介》

材料　现在把中国传统政治,扼要再加以一番综括的叙述,如下表所示。

——摘编自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   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材料一   二战后初期，日本吉田茂政权在政治上始终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0月，中苏两国在对日关系的联合宣言中传递了力图实现同日本邦交正常化的信息，日本以与自由主义阵营各国强化关系是日本最为迫切的外交课题为理由，拒绝了中国和苏联的请求。日本外相冈崎胜男访问台湾时，表明日本政府既然和台湾当局建立了正式关系，就不能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摘编自张文彬《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材料二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在军事和防务政策上强调法国的独立性，十分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地位，希望推动对华关系。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希望通过中法关系的突破，来推动中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交，成为西方大国中同中国建交最早的国家。法国的这一举动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政策的讨论，影响了后来尼克松的对华政策。

－－摘编自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   军功爵制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秦国军功爵制规定：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上造”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根据爵位高低会有相对应的俸禄，秦国以年为单位发放俸禄，主要是粟米，可兑换布匹。有爵位的人违法之后，量刑上也会宽松一些，还可以为家属赎身。

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敌军的军官）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然而，商鞅变法之后的一百多年里，真正被封过侯的不过寥寥十数人而已。并且，军官和士兵战功的计算方法是不同的，士兵可以计个人功劳，军官都要按照集体功劳算。

——摘编自史昊天《商鞅爵制思想渊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