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下令罢兵归田，组织军队复员。……同时又下令招抚流亡，释放奴婢。规定凡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他们过去的爵位、土地和房屋……对于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对于罪犯，除死罪者，一律给以释放……田租只收产量的十五分之一。对于遭受战乱比较重或临时受灾的地区，则免除其租税。
——晁福林《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汉武帝时，封建社会正处在上升阶段，汉武帝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为集权国家的稳固、疆域的扩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一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周边地区和国外不断传播。中国的铸铁技术、打井技术、耕作技术，农业生产工具均传至大宛等西域国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由于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彼此之间共同性增加，差别缩小。各族人民制造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成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所以，史学家范文澜说汉武帝“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使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一流强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摘编自孙睿紫《汉武帝推进大一统的措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高祖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的举措，并说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措施的意义。
材料一在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蒙古、青海地区，清朝诸位皇帝大都针对民族地区特点进行了有所区分的立法。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开始，向蒙古颁布了应遵守的法律制度。顺治年间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条例。之后在康、雍、乾年间多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蒙古律例》分官衔、户口、差徭、朝贡、会盟、行军、边境哨卡、盗贼等十二卷，共二百零九条。在蒙古部众中建旗佐，严格划分各部落之间的界限，以防止各旗间的联合。清政府还从法律上禁止蒙汉两族之间自由往来，不许蒙汉通婚，不准内地汉人到蒙地从事农耕，蒙古王公不得延请内地书吏等。清代将国家立法推及边疆地区，形成了国家法和边疆民族习惯法并存的二元结构。清代边疆民族立法之举措使得清中央政府以法律为手段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服悦。1875～1878年，左宗棠进军新疆时，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清军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驱逐了阿古柏，收复了伊犁失地。
——摘编自王志强《有清一代西北边疆民族立法措施评析》
材料二清朝的“盛世边疆”仍然存在着古代历史条件局限下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边疆内部及其中原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深刻隔阂，各区域社会形态差异较大，难以在经济、文化层面形成紧密的整体，维系国家统一主要依靠统治阶级的政治共识。19世纪以后，清朝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持衰退中的国内政治、经济体系，保卫边疆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必然逐渐低落。无论是为防止已经内部化的边疆矛盾再度激化，抑或是为杜绝外部新的边疆矛盾产生，清政府采取的都是以“不变”求“稳定”的安全策略。战争动乱及五口通商对东南沿海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迅速传遍全国，新旧矛盾交织的边疆地区，成为列强觊觎的薄弱环节。中国边疆被完全卷入列强的全球地缘竞争之中，“宗藩体系”土崩瓦解，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呈现出从全面包围，到逐次剥离，直至豆蔻瓜分的态势。
——摘编自李皛《全球化视角下的晚清边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边疆立法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边疆危机出现的原因，并谈谈你从中得到的认识。
材料 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时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绩国政策虽具有保中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债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摘编自朱绍侯等《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有一种臆想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朝试图超过元朝在海外的经营，也想要像西班牙王室鼓励哥伦布航海那样，做出新发现。……明朝的永乐帝在登基之前负责防卫北方，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就是为了便利防守北部边疆，所以他对北方的威胁始终耿耿于怀。朱棣可能是想派遣使者与西边的帖木儿汗国联络，希望跟帖木儿汗国互通声气，包抄瓦剌蒙古的势力。首先，郑和航海之前永乐皇帝的诏书中就特别提到“今遣太监郑和往西域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入口）等国公干”。他没有提到东非、印度、苏门答腊之类的地方，所以郑和七次航海，每一次都到位于波斯湾东南的忽鲁谟斯。其次，郑和手下有一个叫马欢的宁波穆斯林，回国后写了《瀛涯胜览》，他有一首诗:“忽鲁漠斯近海傍。大宛米息（埃及）通行商。曾闻博望使绝域，何如当代覃恩光。”忽鲁谟斯是由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的第一个海港，所以说它是“近海傍”。明初大宛是帖木儿汗国的心脏地区，距离蒙古盘踞的新疆非常近。
——摘编自张信刚《丝路文明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郑和下西洋的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二中作者的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 A．变被动为主动发动群众 | B．知己知彼扭转了战局 |
| C．师夷以制夷的开放战略 | D．经世务实的军事智慧 |
拓跋部在进入蒙古草原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从拓跋力微起，拓跋氏才取得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自力微起，拓跋部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逐步向封建制国家的道路迈进,在这一过程中道武帝拓跋跬的作用较为突出。拓跋跬继位后着手改制，奠定了北魏的统治基础。拓跋跬在打败后燕后，即吸收慕容燕政权中的汉族士人，通过俘虏仿效后燕政治制度，这就成为拓跋政权制度建设的开始。随着北魏统治区域逐渐扩大，事务逐渐增多，拓跋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原有的职官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拓跋跬“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未有备者，随而置之，”形成了仿晋三省制为主的外朝机构。为提高官员文化素质，拓跋跬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员有千余人。”拓跋跬“幼遭艰难，备尝险阻，知民之情伪。即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除其法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苦兵乱，畏法乐安。”总体而言，道武帝的制度改革并不是很成功，由于皇权的争夺，道武帝成了牺牲品，但他开拓中原的努力，引导拓跋政权与汉族不断磨合，最终为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张达志《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道武帝改革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道武帝的改革。
材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扫除战略思维上的障碍。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角逐有什么变化？政治战：当今强权国家已将政治战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残酷性仅次于军事手段。经济战：经济不仅是一切军事、政治斗争的原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兵不血刃地攫取战略利益的直接手段。文化战：自经济全球化以来，西方强势文化传播主要以价值观征服、战略传媒欺骗、战略文化渗透、战略舆论攻击、战略心理攻击为手段，影响甚至部分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体系。外交战：在国际斗争中，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取决于该国运用外交战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当今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博弈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摘编自孟宪生《审视全球化时代国家角逐之变》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两位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杨师群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概念作出与传统理论不同的定义，并从自由城市与雇佣劳动者、城市政治制度与市民斗争、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开拓、王权统治与工商经济、私有产权与自由雇佣诸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明清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萌芽”实属一个不存在的虚假问题，对其展开研究的史学意义不应拔得过高。
曹守亮则从雇佣劳动、城市政治斗争、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指出了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并认为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萌芽及萌芽发展中的不同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依据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在逻辑上是存在问题的。
评析材料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利少而义多，为之。
——荀子
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利之所在，民归之。
——韩非子
材料二 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
——墨子
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韩非子
（1）指出材料一中两人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并说明他们目的上的相同之处。
（2）结合商鞅变法，评析材料二所反映的义利观有何意义。
我国一些前辈学者对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一些基本的估计，严复就说过，如果要研究人心和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陈寅恪、王国维也都在他们的著述里反复强调宋代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讲到中国古今的社会之变，每一个朝代都会有变化，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日本的佐竹靖彦先生，在他讲宋元时代史的基本问题的概要时说“社会构造的变化、文化状态的变化，在宋代都有非常明显的突出的表现”。但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宋朝也常被称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宋朝“积弱”之说本自宋人，也是元明清乃至民国和改革开放以前较为一致的看法，并非因20世纪初中国受帝国主义国家欺凌才被特别提出。宋朝“积弱”也不意味着宋人不能打仗，实际上从战争的防御战角度来说，宋人反击辽西夏金元的“侵略”还是卓有成效的，但宋朝“积弱”不能简单地归咎为军事能力的强大与否，而是统治者主观运用客观实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一种反映。
——摘编自邓小南《游于艺:宋代的忧患与繁荣》、李华瑞《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任一个观点。(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