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王国维是研究甲骨文的早期重要学者，主要贡献在于运用甲骨文重新考释(考证、解释)商代历史，解决了商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传世文献中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主要在《史记·殷本纪》中，王国维将甲骨文与《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等互证，说明《史记》是一部信史，就是《山海经》之类不雅驯之作，其内容也不是毫无依据的。王国维运用甲骨文中出现的商代先公先王与《史记·殷本纪》作比较，以甲骨文为标准，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的一些错误。

——摘编自徐子黎《王国维甲骨文研究得失论》

五代时期官修的《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历来是研究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史料。其中记载：“太宗命（尉迟）敬德侍卫高祖（李渊）。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惊，问曰：‘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对日：‘秦王（李世民）以太子（兄李建成）齐王（弟李元吉）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高祖意乃安。”1908年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一件武则天时期的俗讲话本《唐太宗入冥记》。其中描述了阎罗王手下判官崔子玉在冥间审问唐太宗的故事，“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太宗）闷闷不已，如杵中心……争答不得。”

材料一   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动用《中央日报》等一切宣传机器，几乎天天登载“围剿”红军的消息。红军四渡赤水转战川黔滇边时，该报从1月到3月陆续有报道，如称“黔北之匪，自被击溃后，成股逃窜者不足万人，余均小部”“匪子弹用尽，患病亦多，实无战斗力量与勇气”“沿途伤病饿疲倒毙之匪，遍地皆是”。

在国统区，还有一大批民营报刊，也对红军长征情况有所反映。如红军强渡乌江，《国民公报》发表《朱毛残部只剩两三万人，由乌江强渡北窜》，称“朱毛残部，由瓮安乌江上游强渡，向湄潭遵义北窜，一部仍由石阡余（庆）强渡北窜，据俘获匪称，沿途伤亡颇众，逃亡尤多，现剩二三万人”。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二   1936年2月，董健吾受宋庆龄的派遣，到达陕北瓦窑堡。他聆听了博古、林伯渠、王稼祥等人有关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和重要意义，以及长征见闻和事迹的介绍，还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后来他编写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在国统区报纸上发表。该文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介绍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随文还附有红方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以及“毛泽东像”和“红军在江西所发建设公债券”图片。

——摘编自黎余《国统区对红军长征的报道》

材料三   《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以充满激情的文笔描述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事迹。例如，7月初在从卓克基翻阅雪山向毛儿盖进军途中，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迷失方向，断粮四日，冻饿而死者达三分之一。后来红军主力得到第6团救援电报，派运输队星夜赴援。这些僵卧在冰雪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了，爬山也有劲了。

——摘编自刘统《新发现的一篇介绍长征的珍贵文献——<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