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对此，台湾人民进行了顽强抗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台北市民“鸣锣罢市”，集会抗议割台，宣布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台湾税收要全部留作抗日之用。一批台湾爱国官绅也纷纷上书清政府，反对割台。1895年5月至10月，台湾义勇军与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一起，展开了一波又一波反抗日军占领的武装斗争，重挫了日本占领军。
——摘编自李艾丽《从反割台斗争看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
材料二：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是抗日战争中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的重要会议，1937年国共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达成。毛泽东指出即便是统一抗日也要坚持独立自主，要保证共产党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独立。相对于国民党提出的“逸胜论”，共产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符合国情的《论持久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组织发动了包括淞沪会战在内的20余次大规模战役，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的；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联合抗日，并开展游击战收复失地。
——摘编自陈春好《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特点及体现的时代精神。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材料一 董仲舒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
——摘编自李存山《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材料二 朱熹把《大学》中的一些理论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至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重新解释《论语》《孟子》《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对儿童的生活习惯提出了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 “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
——摘编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一，指出董仲舒对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对儒学发展的表现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朱熹对儒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末儒学呈现出的特点。
材料一：孔子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企望周之复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孟子提出“定于一”，尊新王。“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他希望改朝易姓之后，重现孔子所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世。
——据《论语》、《孟子》
材料二：“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其兼天下不难矣。”“故治民无常……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韩非子》
材料三：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
(1)依据材料一，指出孔子与孟子主张的异同。
(2)依据材料二，概括韩非子“兼天下”思想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在实践法家思想上的成败。
(3)材料三中，董仲舒看到“至今不可善治”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春秋大一统”。依据材料一、一、三，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