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僧一行，唐代僧人，也是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同梁令瓒和工匠们，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一行还设计了一种叫作复矩图的仪器，并组织大规模的测量活动，测量地点北到铁勒曰纥布（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南到林邑（今越南中部）等十三处，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科学测量。开元九年（721年），据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玄宗命一行主持修编新历。后来一行修订成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大衍历》，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明末吸收西洋历法才有所改变。
——据朱绍侯等著《中国古代史》整理
材料二 唐代，中国与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很频繁。佛曲九仙道曲、卢舍那仙曲以及琵琶等乐器演奏技巧，舞蹈中的四方菩萨蛮队舞，杂技中的幻术、吞刀、吐火等，都是通过佛教徒的中介，由西域传到中国来的。
——摘编自谢重光《论唐代佛教徒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材料三 公元816年，淮西战事刚一结束，宪宗就下诏天下，在社会上兴起了佞佛崇道的风气，佛教势力迅速膨胀。《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亲自派人迎接佛骨，历时一个多月。据统计，中唐时期，唐代的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寺院大量占有土地，且享有免除徭役和租税的特权。
——摘编自曾绍发《浅议韩愈反佛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僧一行取得巨大科学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僧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载体的背景及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排斥佛教的原因。
材料一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丞相婴、太尉妢免。
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置五经博士。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初算商车（车船使用税）。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摘编自班固《汉书·武帝纪》
材料二 （公元前89年）癸巳，禅石闾（在石闾山祭祀地神），见群臣，上（汉武帝）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臣光（司马光）曰：“孝武（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摘编自司马光《资治通鉴》
(1)结合材料一中的具体信息，说明其对研究汉代国家治理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在运用史料评价历史人物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60年代前后清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统一财经的意义。
材料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摘编自陈独秀《新青年》7卷 1号（1919年12 月1日）
(1)根据材料，概括陈独秀的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陈独秀上述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本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举一出，列强纷纷效仿。
1909年美国开始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其他各类美国报刊多是类似的评价，还有人说，“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亚东协会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仁惠之举动极感谢，即全国人民亦罔不感动者。”汪康年说：“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曹锟曾致电美国总统，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表示感谢。
美国在退还庚款的谈判中企图用先虚报损失再按比例消减赔款的方法来控制赔款总额，德国公使讥讽美国这一做法是伪君子的作风。
此时，国内民间部分人士认为：“庚款者，列强对于清季拳祸之过量惩罚也，一域肇事，而全国受罚，清室既亡，而赔款依旧，揆诸正义，岂可谓平。况非赔款主义乃最近国际法上之重要原则。我国于一九一七年参战，为协约国所邀请实大有助于最后之胜利，所谓庚款，在法理上事实上均应根本取消。”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各国将不公正不合理的庚款退还中国。
——摘编自仪修斌《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国内舆论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末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引发的舆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联总处”设立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历史作用。
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1)材料中的“南海一号”作为史料，可以用来研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土地租佃关系中永佃制土地租佃关系占有一定的地位。永佃制下佃户拥有永佃权，即田面权（田皮），也就是租用和耕作土地的权利，田面权是同田底权（田骨）相对立而存在的。田底权是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地主。永佃权的产生，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对佃农的经济生活有一定的好处。在实行永佃制的情况下，具有田面权的佃农不仅可以长期使用这块土地，而且有将田面权出卖典当的权利。地主对土地有田底权，因此地主有权收租，可以把土地出卖、典当或抵押。永佃权的确立，给小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佃农有了永佃权，相对而言生活就有了保障。永佃权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延迟家庭手工业从小农经济中分离的作用。
——摘编自严玲玲《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抑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股份制，这一制度下农民主要通过两条途径获得土地股份：一是为地主开垦荒地时，农民垦荒开拓投入了工本，从而可以在原土地所有者那里获得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这是以工本为形式的股份所有制；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购买，如赔价、顶首等。这样原来的地主垄断土地的私有制逐渐朝“一田多主”的方向发展。此外，以“永佃制”为典型代表的另一种土地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以永佃制和土地股份所有制为代表的土地制度变革，促使土地关系进一步松解，地权分配逐渐分散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屈昕璐、叶普万《明清时期土地关系演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土地关系变革的原因及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时期永佃制和股份制的区别。
材料 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值此情况，面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言论，鲁迅发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反问，作出“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回应”。在中国历史上，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书写的是建功立业的自信；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展现的是肯定自我的自信；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抒发的是俯瞰天下的自信。从古至今，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坚定历史自信生成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历程中，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成果的升华。
——摘编自付洪 彭钰美《论坚定历史自信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和价值蕴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近现代中国的自信和脊梁”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据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努力。(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合作政策的特点，并分析该政策实施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