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了应对事变的措施并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发出东北地区组建武装抗日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1933年1月26日，中共发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要求全党在东北的反日斗争中要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有可能的机会组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一·二六指示”后，中共满洲省委开辟磐石、汤原、吉东、哈埠近郊等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发出号召，“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一切民主和平的力量，有必要和责任用全力援助中国民族的斗争”。在中共努力下，苏联对日态度发生转变，开始支持东北地区中共抗日，打下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基础。

——摘编自祁玉红《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历史作用刍议》

材料二   1945年，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杜姆怀特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曾谈到了美国对华政策；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安全，美国的政策应该是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继续给予它一切所需要的援助，最重要的是，向它提供一切必需的援助以恢复一切失去的领土，尤其是东北。与此同时，尽管苏联已经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条约，但还是尽可能给予了中国共产党有限的帮助。苏军还将营口、葫芦岛以及一些机场交给中国共产党武装接管，严防国民党军从海上或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还承诺如果国民党军在11月15日苏军正式撤退前敢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国共产党武装打击国民党军队。

——摘编自候选杰、于耀洲《抗战胜利后三国四方关于东北之争》

材料一   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或许是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仅仅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感兴趣。确切地说，他们是对坚船利炮感兴趣，他们始终坚信在纲常礼教方面，西方不如中国，从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一批又一批人。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从理论进入实践阶段。19世纪末， “中体西用”思想走到了尽头，然而思想的闸门已经打开。

——摘编自纪锋《略论近现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变迁》

材料二   所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即“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不管其成败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如何，都从属于那个历史性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前途的设计，都是这场社会选择的答卷”。它们不仅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学习的必然结果，而且顺应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些形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社会思潮，既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烙印，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摘编自马艺铭《浅析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